第十三章 红衣大炮适合不适合守城
第十三章 红衣大炮适合不适合守城 (第1/3页)
虽然阮氏想再给袁崇焕生个孩子，但是现代人袁崇焕并没有配合她。
他本来想效仿一些民国时期的革命先烈，新婚之夜给旧式婚姻许配来的女人讲讲婚姻自由，科普一下女子权利，要么合法离婚，放对方去追寻自我。
可一看阮氏兼具温温柔柔与勤劳肯干的背影，袁崇焕便听之任之地心想，算了罢，无知也是幸福的一种。
跟其他明朝女人比起来，她觉得她够幸福的了。
非要让她了解现代女人是怎么活的，是怎么接受教育、独立工作生活的，那对阮氏来讲简直是一种残忍。
于是袁崇焕就把这份功夫用到了邸报和塘报上，他用了半个晚上兼一个上午，将督师府中还保存着的邸报和塘报都翻了一遍，总算把如今的朝堂局势了解了个十之七八。
到了第二天中午吃过饭后，同知程维楧和通判金启倧来找袁崇焕了，这两位毫无疑问亦是站在袁崇焕这一边的守城派，尤其是金启倧，高第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凌三城的明军后撤回山海关时，他比袁崇焕还要义愤填膺。
此时金启倧也毫不掩饰他的直率脾气，“袁臬台，你快管管那三吉八藏罢。”
袁崇焕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
程维楧用胳膊肘杵了金启倧一下，道，“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呢？人家是汉人，有自己的姓。”
金启倧“哦”了一声，换了个说法道，“就那王喇嘛，你快管管那王喇嘛罢。”
袁崇焕这回没再问“是哪个王喇嘛”，经过邸报和塘报的信息补充，他知道王喇嘛就是后来广渠门之战时，袁崇焕“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的那个王喇嘛。
“喇嘛”这个词，在明朝通指藏传佛教的僧人，现代人总有一种偏见，认为藏传佛教是藏族这个族群的传统宗教，实际上在明末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明末的藏传佛教显然是超越了族群和地域的，蒙古和满清都尊崇藏传佛教，许多喇嘛便在辽东及蒙古、满清之间往来，传法授徒，结交施主，跟洋人传教士从欧洲远道而来向明人传播西学和天主教差不多是一个性质。
由于喇嘛这个身份超越了政治阵营和族群地域，因此明末朝廷便允许用喇嘛作为对蒙、清交涉的外交使臣，专门负责为明廷抚赏联络。
既然藏传佛教在明末并不是藏族的传统宗教，那么喇嘛也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藏人”，起码历史上孙承宗和袁崇焕所信用的喇嘛，在出家之前都是汉人。
当时汉人出家作喇嘛，在甘肃、青海等藏汉蒙诸族杂居之地相当流行。
五台山因佛书上说是文殊菩萨道场，自古即是汉藏蒙百姓的景仰圣地，更因自元朝以来，皇家的佛教法事一直十分盛行，故而甘、青一带有不少出家作喇嘛的汉人。
所以王喇嘛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汉名的，但是为了表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这个名字一般是不叫的，即使是在历史上袁崇焕给他表功的奏疏里，王喇嘛始终就是“王喇嘛”。
因为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一个人但凡出家当了僧人，不管他年岁有多大，一律要经寺院堪布剃度，重新起一个法名，一旦起了法名，从此俗名便取消了。
王喇嘛的法名就是“三吉八藏”，假设参照现代西藏的音译，大约能翻译成“桑吉巴桑”，“桑吉”意指“佛”，“巴桑”意指藏历之中的金曜日。
喇嘛起名，有以生日那天所值之星作为名字一部分的习惯，因此王喇嘛虽然没了俗名，生卒年也不可考，但是他法名里面有一个“巴桑”，后人便能推测出他出生在藏历某年某个星期五的一天。
现代人袁崇焕当然是尊重这位王喇嘛的，要放在现代，王喇嘛属于是有特殊技能的专业外交人才，明廷尊崇儒法的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尤其当时的蒙古是全心信仰藏传佛教的，关乎边疆之事，喇嘛不可或缺。
袁崇焕赶紧问道，“什么事？”
金启倧道，“不知道，只见到他跟满中军在城外吵起来了，他们说的是蒙古话，咱们都听不懂。”
袁崇焕赶紧披上斗篷，道，“他们俩现在在哪儿啊？走！带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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