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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着齐耳短发，总喜欢站在阳台上向这边张望。有一次还试着用晒衣服的竹杆向这边窗子够。那竹杆对小姑娘来说，大约是重了些，刚伸过来，就掉到了楼下的弄堂里。幸亏那夜弄堂里没人，才没惹出什么麻烦。小姑娘还向他们的窗子扔糖块、苹果，因为瞄得不准，有些糖块、苹果也掉到了弄堂里。
这益发加重了他的焦虑和激动。他知道，民众们爱戴他和他的弟兄们，是因为他们打鬼子。现在，他们失去了自由，不能再冲锋陷阵打鬼子了，这爱戴便蒙上了怜悯的意味，尽管是真诚的，他还是受不了。
他禁不住一遍遍问自己：他和他的弟兄们现在究竟算啥？他们不是战俘，不是囚犯，可又明明白白失去了自由，这有道理么？！
他和特警中队长傅历滋悄悄谈过这个问题。
傅历滋是上海人，有过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据傅历滋说：从法律角度讲，1776团3营的国军弟兄和特警中队武装警察的私权，均未因解除武装进入第三国租借地而丧失。他们应该据理力争，要求解除囚禁，获得自由。
他很振奋，昨天，他和傅历滋代表第九中国军人营的所有弟兄，起草了一份交涉书，正式递给了营主任罗斯托上尉，要求他交给布莱迪克中校转呈租界当局。
把交涉书送出以后，又多了一层忧虑：交涉书会及时经过布莱迪克中校送到租界决策者手里么？租界当局会释放他们么？俞鸿钧市长要他们接受租界当局的安排，大概不会是这种囚禁吧？！国府方面是不是也在为此和中立国各方交涉？
国府想必会据理交涉的。他因而觉着，每一个熬人的长夜都可能孕育着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说不定哪个早晨营门就会打个大开，他和他的弟兄们会欢呼着，涌向外面那个自由的世界，而这里会再次变成学校。孩子们在这里读书、写字、歌咏，上操，第九中国军人营好象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然而，火爆爆的念头闪过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十有八九是幻想。失去自由已经三天了，他没发现一丝一毫获释的迹象，倒是眼见着安南巡捕们天天监视着一帮工友加固围墙铁丝网，看样子，大有长久将他们拘禁在这里的意思。营主任罗斯托上尉第一次训话时就明确宣布，任何企图脱离第九军人营的举动都是非法的，担当营区守卫任务的安南巡捕和俄国巡捕有权以必要手段强力处置。
现实很严峻，他不能不考虑：如果一时不能获释，他和弟兄们下一步该咋办？他是营长，是兄弟们的长官，象俞市长所言，他要负责任。
一时间，脑子很乱，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思索。
对过公寓楼的三楼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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