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江南》
第三十四章《江南》 (第1/3页)
江南，单从字面意思上讲，应指长江以南地区，不过在历史和人文地理上，人们在使用“江南”时却赋予了它非凡的意义，江南在文学上与塞北对应，塞北出现在诗词里，多呈现苍凉悲壮之感，而江南多以烟雨朦胧的形式出现，现在人们仍然较多使用烟雨江南之辞。从历史角度上看，秦汉时期的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延至岭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晋朝廷无法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迫南迁，这是历史上首次衣冠南渡，长江中下游首次迎来的大发展契机。到李唐时，中央政府设立江南道，江南这个名词开始出现在行政区域里，赵宋时期，江南又开始划分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到明清时代，唐宋时的江南地区，富庶程度在全国遥遥领先，现在依然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带。从人文地理上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湿，冬季阴冷干燥，依托长江流域，湖泊分布较广，国内有名号的湖泊几乎都集中于此，如江西的鄱阳湖，湖南的洞庭湖，江浙共享的太湖，安徽境内的巢湖，狭义的江南则专指江浙地区的几个州府，也即以苏杭为首的几个城市，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杭州加上江苏的苏州、常州、南通、无锡等地，还加上独立成直辖市的上海，它原属清代江苏省的松江府。
江南的历史演变，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还是行政划分，都逐渐从大到小，从西到东演化，这个变化过程符合“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向，现在国人眼里也几乎只认“狭义”的江南，也即环太湖周边的几个江浙城市，这里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国，哪怕是改革前言阵地的珠三角地带，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曾经看到网上争议江西省是否属于“江南”地区，从远点的历史文化角度看，它属于江南地区，如江西的滕王阁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江西省也是从宋元时期的“江南西路”演变而来，江西省在行政区划上定型并延续至当代，并且与核心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渐行渐远，因此在现代人眼里，江西并不属于江南，更有一种可能，江西在经济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以苏杭为中心的狭义江南，不想与之共舞。曾经在大范围内的两湖地区，分布有号称江南三大名楼的黄鹤楼和岳阳楼，似乎不在意是否冠以“江南”的名号，也没有争议是否属于江南的话题，或许是两湖的文化人不想卷入无谓的争论，倒不如专心发展属于自己的“潇湘”和“荆楚”人文名号，故土的江西也应该丢掉曾经辉煌过一时的“江南”角色，倒不如发展专属自己的文化符号。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一词出现在北朝文学家陆凯的诗中，陆凯赠别好友时，写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江南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表达我的感情，姑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表达我的祝福，由此可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洛阳一带，当时的长江流域抑或太湖流域的发展，尚未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刮目相看。自首次衣冠南渡之后，中国历史上慢慢习成了政治上的南北之争，政治向来北方占优势碾压南方，而且多数新朝开创者为北方人，而且历史上向来是北方政权消灭南方政权进而完成大一统，其次是官僚系统也是北方人占优势，或许南方士族深知政治上难敌北方，索性努力发展经济，南北朝时期便是典型的例子。南北朝时期，南朝经历过宋齐梁陈四个政权，而北朝由多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组成，从历史事实来看，北朝延续下的隋朝政权灭掉了南朝陈，进而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身为北朝人的陆凯，对南朝的“江南”地区有所轻视，想必也是情有可原。
岁月流转到唐代，南方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是衣冠南渡带来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是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相对而言发展经济更具有优势。自安史之乱大肆破坏北方经济后，也即唐朝中后期开始，古都西安一千多年的京师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千年之后的今日，西安尚保留着西北重镇地位及浓郁的古城文化气息，但它在国内的气势远不如盛唐了。从大唐京师西安继续往西北方向而行，就到了陕甘宁边界，再继续往北就是与江南对应的塞北，唐朝前半叶盛产边塞诗，其本质上也是当时塞北在人文上胜过江南。从秦朝开始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高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围，到霍去病直驱千里北击匈奴，到南北朝时期，南方汉人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岁月流转至唐宋时期，对中原政权来说，北方的威胁从未消失过，因此塞北一直中原政权抵御北方侵略的重要关卡。唐宋以后逐渐富庶的江南，为国家提供粮食和经济支持，也是因为江南地区相比北方的战争较少，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积累，因此多用江南积累的财富支持塞北将士保家卫国。
历史书上讲到，安史之乱可谓是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造就了再一次衣冠南渡，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也即当时大唐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战乱使得很多士族被迫南迁，由于这次的南迁，让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迁移。在宏观南迁的历史背景下，不知名的诗人张继，为了逃避战乱而跟随士族漂泊至苏州时，愁绪难以消遣故而创作出传世经典《枫桥夜泊》，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沦落至湖南长沙，在长沙遇到了曾经的故友杜甫。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在四川安稳过一些年的杜甫，原来主政蜀地的好友去世，晚年的他便举家离开蜀地，颠沛流离经过湖南长沙，遇到了曾经交往甚繁的音乐家李龟年，甚是感慨万千，于是创作出《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这首诗的背景也可谓是衣冠南渡的一个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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