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文正公》

    第四十八章《文正公》 (第3/3页)

得边境和平,固然最佳,这样的思想贯穿他在西北任上,当然也是宋军处于下风的无奈之举。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作者身处边塞军营中的感怀之作,题目中的秋思两字表明,作品描写边塞将士对家乡深深地思念之情。词的上阙描写边塞秋冬时节的辽阔荒廖,秋天来临之际,边塞风景开始与内地的大不相同,大雁飞回南方的衡阳都不带点留恋之意,军营里的号角声吹起,周围的战斗声也将随之而来,层峦叠嶂绵绵数千里,落日时分,长烟映照下,孤零零的城门紧闭,勾勒出萧瑟悲壮的边塞风景图。词的下阙抒发了边塞将士们的愁绪和作者忧国的情怀,畅饮一杯浊酒,不由自主的想起万里之外的亲人,然后边塞战事未平,功不成名不就,致使归途几时尚无法预料,远方羌笛的悠扬歌声传至早已经开始结满雪霜的军营,夜不能寐,操持军计的将军们都愁白头了,戍边将士因在夜里思念亲人而流泪,形象生动鲜明的呈现出边疆将士们艰苦生活情景。

    词作“四面边声连角起”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感触,若非身处边塞,恐难以写出此等语句,浊酒一杯,羌管悠悠,若非与边疆将士一起生活过,创作诗词时恐难有此类感悟。这首宋词相比盛唐边塞诗而言,是持悲观态度的,有点靡靡之音的感觉,尤其是其尾句“将军白发征夫泪”备受当时的争议,朝廷的台谏们以此对作者提出批评,弹劾他身为边境长官,不合时宜的发出消极之辞。尽管范仲淹对战争持消极看法,但并未影响其为君忧的情怀,积极防御整顿军备并提携后辈,提携后起之秀狄青将军,抵御西夏的进犯取得了关键作用,后来宋仁宗因范仲淹戍边有功,促进宋夏之间议和谈判,使得边境稳定而被提携为枢密院副使,相当于主官军事的主要官员,不足一年再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开启了他推动庆历新政之功。

    范仲淹在戍边的时候,与同僚为官的韩琦共同抵御西夏,与韩琦的积极进取不同,韩琦年轻气盛并且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在主动进攻西夏时损兵折将,范仲淹老成稳重,采取积极的守势并主张和谈,军事角逐后的形势证明,范仲淹的策略是适宜的。宋朝承袭割据的五代十国而来,原本属于唐朝的疆土很多都未能收复,西夏国土就是典型的唐朝边塞区域的疆土,宋代文人缺乏边塞的经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故宋朝词人比较少讲述边塞的诗词作品,在对抗西夏的范仲淹尚能感受下边塞的滋味,故创作宋代人难得的边塞诗词。李唐时期盛产边塞诗,是因为很多仕途中的文人经常出入边塞,犹如唐朝诗人王维见识过沙漠的苍凉景象,方能写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岑参经历过胡天八月飞雪,方能写出千树万树梨花开之诗句,而宋朝词人少有边境的生活经历,故少有经典边塞诗词,而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秋思》无人争锋而上位。范仲淹的作品存世不多,但多值得一读,边塞诗词中尚有一首《苏幕遮·怀旧》值得欣赏一番,同样是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长官任上创作的。

    《苏幕遮·怀旧》

    (宋)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一般而言,很多文人的代表作都是他们处于逆境或被贬路上创作的,可见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是理解诗词的核心,而范仲淹这首词的背景便是作者经历边塞生活场景,《苏幕遮》这阙词创作背景及时间与《渔家傲》差不多,皆是面对西夏战事的感怀之作。这阙词的上片通过一系列秋景的铺设,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天地山水链接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秋天的画卷,打破了萧瑟秋景的惯用写法,转写秋天的辽阔美景,更好的反衬自身的秋思心绪,秋天的景色描述的越浓烈,越能烘托出自己的愁肠相思泪。但凡优秀的作品,流芳的文学,其创作者几乎都处于境遇的低迷期,甚至面临困境,这样的背景容易催生苍劲悲凉的情怀,但是范仲淹的边塞词,缺乏作者心境低迷的影响,作品却颇有流传度,多半源于范仲淹成功的人生,整个人生的成功使得他的作品也随之流传甚广,因此要想让自己的作品闻名于世,自身的成功至关重要。

    西北边事安宁之后,范仲淹入朝被擢升为宰辅成员,不久又被宋仁宗授予参知政事,要求推行新政以力求逆转宋朝冗兵冗员冗费情况,即历史上提及的三冗问题,这个三冗问题历朝历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皆有。推行新政的另个导火索,是宋朝军队在西北边境上的惨况,自宋仁宗父亲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承继和平盛世的宋仁宗,哪里知晓宋朝军队面对西夏都屡次失利,朝廷上也有发出需改革的呼声,于是选择范仲淹以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然而改革才一年有余边戛然而止,这为几十年后的宋神宗授意下的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同样的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也是副相职位,不同的是,范仲淹未能荣登首相继续推行新政,而王安石最后荣升首相强势推行变法,当然这离不开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的支持,而授意范仲淹主持变法的宋仁宗则是老好人,一旦发现改革触动大,就动摇了叫停新政,叫停还不算,接二连三的把新政人员剔去地方任职,用息事宁人的方式平息纷争,所以宋仁宗在很多人眼里,是庸常之君,只是他出生的时代好,成就了他一代仁君的声誉。侄孙子宋神宗则不一样,较为坚定的支持变法,在王安石两次罢相后,不得已从幕后指挥走向行政前台,亲自指挥变法,谓之元丰改制,据历史研究者的观点看,说宋神宗从幕后的身份走向前台的举动,慢慢使得中国慢慢加强了君权从而削弱了相权。

    从范仲淹的两首诗词来看,不及苏辛的豪放,不至柳永的婉约,介于两者之间,《渔家傲》偏豪放,《苏幕遮》偏婉约,对后来的宋词发展有不小的影响。范仲淹与婉约派词人晏殊、欧阳修和柳永等人是同一时期的,其中与欧阳修一起在晏殊的领导下主持“庆历新政”,除柳永外,其它几人都曾厕身宰辅,相当于今日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职,由此可知,大部分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其背后都是享有高官厚禄的背景,这也是他们的作品得以流传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提及词人晏殊,会说他太平宰相,这同样适用于范仲淹,可称他为太平副相,不过晏殊是个重自身名利而求安稳的,而范仲淹犹如他写的《灵乌赋》中所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个在朝忧民在野忧君的士大夫。他另有一个小事故值得一提,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他地方任职时,一位下属提交的自荐信,貌似巧妙的告诉范仲淹,把远在外面的能人贤才忽略了,范仲淹读到这两句后,瞬间明白人家的意思,后来提拔了这两句诗的作者,后来这两句慢慢流传开来,形容要想获得晋升,向有提拔权的领导靠近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