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华北的雪
第四章 华北的雪 (第1/3页)
1939年1月4日，晨6时15分，山西·五台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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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这次是深入骨髓的冷，是积雪压断枯枝时发出的脆响般的冷，是呼吸时白气在眼前凝结成霜的冷。冷得连疼痛都变得迟钝，只剩下一种麻木的、仿佛整个人正在被冻成冰雕的僵硬感。
林征醒来时，发现自己蜷缩在一个狭窄的山洞里。洞外是呼啸的风声，卷着雪粒打在石壁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无数只虫子在啃噬什么。
他想动，但身体不听使唤。
不是受伤——这次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是冻的。四肢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只有胸口还有一点微弱的暖意，证明心脏还在跳动。
记忆在寒冷中缓慢苏醒：
孙小满。
十六岁。
河北保定人。
三个月前家乡被日军扫荡，父母被杀，妹妹被掳走。
他一个人逃进山里，加入了八路军游击队。
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游击支队的新队员。
昨晚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暴风雪，与大部队失散。
躲进这个山洞，已经过了半夜。
时间：1939年1月。
地点：山西五台山深处。
事件：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
林征——现在是孙小满了——用尽全身力气，活动了一下手指。
僵硬，麻木，但还能动。
必须生火。
否则会冻死。
他挣扎着坐起来，从怀里摸出火柴盒——八路军发的，每个游击队员都有，用油纸包着，防潮。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他颤抖着打开火柴盒。
里面还有三根火柴。
第一根，划了，没着。火柴头湿了。
第二根，小心翼翼地划，终于冒出一小簇火苗。但立刻被风吹灭了。
只剩最后一根。
他深吸一口气，用冻僵的手护住火柴盒，把身体蜷缩得更紧，挡住风口。
划。
嚓——
微弱的火光亮起。
他赶紧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引火物——干草，松针，还有一小块从棉袄里揪出来的棉絮。
火苗舔上棉絮，迅速燃烧起来。
他小心地添上松针，然后是细小的枯枝。
火，终于生起来了。
虽然很小，但足够温暖这个小小的山洞。
他瘫坐在火堆旁，感受着久违的暖意。
身体开始解冻。
疼痛也随之而来——脚上至少有三个冻疮，手上更多。脸上、耳朵上都有冻伤的痕迹。
但至少，活下来了。
他烤着火，开始检查身上的装备。
一支老套筒步枪，膛线都快磨平了，配五发子弹。
两颗边区造的手榴弹，威力不大，但聊胜于无。
一个水壶，里面的水已经结冰。
半块干粮，冻得像石头。
还有……那本《南京生者书》。
他愣住了。
南京的账本，怎么会在这里？
他小心翼翼地掏出来。
账本用油纸包着，保存得很好。翻开，那些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郑掌柜、马大山、陈阿婆、赵小虎、孙寡妇、吴刚、周秀英、陈文远……
一百个名字。
一百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或死去的人。
而现在，这本账本跟着他，来到了1939年的山西。
这怎么可能？
但转念一想，他都能穿越十几次，一本账本跟着穿越，又算什么？
他把账本贴身收好。
这本书记载的不是他的故事，是周水生的故事。
是那个在南京安全区里，用铅笔头记录下一百个名字的年轻人的故事。
而现在，他是孙小满。
一个十六岁的游击队员。
一个要为父母报仇，要自己小妹的少年。
山洞外，风渐渐小了。
雪还在下，但已经变成细碎的雪粒。
他必须想办法找到部队。
否则一个人在山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者被日军巡逻队发现。
他吃完那半块干粮——用火烤软了，一点点啃。很硬，很糙，但能活命。
然后，他拄着步枪，走出山洞。
雪很深，没到小腿。
每一步都很艰难。
但他必须走。
因为停下就是死。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突然停下。
雪地上有脚印。
不是人的脚印——是马蹄印，还有……车轮印？
日军？
他立刻趴下，躲在岩石后面。
远处传来声音。
不是日语。
是……中文？
“快！这边！”
“老张！撑住！”
“卫生员！卫生员呢！”
是八路军！
他精神一振，正要起身，突然又停住了。
万一是伪军假扮的呢？
他在游击队里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日军让伪军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冒充游击队，引诱真正的八路军上钩。
必须谨慎。
他趴着，慢慢往前挪。
绕过一块巨石，他看见了——
一片林间空地。
大约二十多人，都穿着灰布军装，确实是八路军。但情况很糟糕：有五六个伤员，躺在担架上。还有几个人明显在发烧，脸色潮红，裹着破棉被发抖。
一个中年军官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
“指导员，药品用完了。”一个年轻战士跑过来报告，“老张的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再没有药，恐怕……”
“我知道！”指导员烦躁地挥手，“可这大雪封山，去哪儿找药？”
孙小满——林征——躲在岩石后面，看着这一切。
他认得那个指导员。
不是这一世认得。
是上一世——陈树生那一世，在太行山根据地，见过类似的人。
他们叫指导员，是八路军的政工干部，负责思想工作，也负责后勤。
“谁？！”
突然，一个哨兵发现了他。
枪口对准岩石。
“别开枪！自己人！”林征赶紧举手站起来。
“什么人？”哨兵警惕地问。
“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游击支队，孙小满。”林征报出番号，“昨晚执行任务失散了。”
指导员走过来，上下打量他。
“证明？”
林征掏出自己的臂章——一块缝在袖子上的布，上面写着“八路”两个字。
指导员看了看，点头：“确实是咱们的人。怎么就你一个？”
“暴风雪，走散了。”林征说，“你们这是……”
“转移伤员。”指导员苦笑，“鬼子扫荡，我们掩护老乡撤退，遭遇伏击。伤了六个，病了两个，药品用完了，困在这儿三天了。”
林征看了看那些伤员。
最严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兵，腿上绑着绷带，血已经渗出来了。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眼睛半闭半睁。
“他……”林征问。
“老张，我们连的机枪手。”指导员说，“腿上中弹，子弹取出来了，但感染了。现在高烧四十度，再没药……”
他没说完。
但意思很明显。
会死。
林征沉默。
他想起了南京安全区里的那些伤员。
想起了马大山断掉的胳膊。
想起了那些在缺医少药中痛苦死去的人。
战争最残酷的，往往不是当场死亡，而是这种缓慢的、痛苦的、明明有希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的过程。
“我知道哪里有药。”林征突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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