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王制第五
卷十一 王制第五 (第2/3页)
，身又见存，不可全无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职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馀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礼运》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毋异毋有亲疏之异，亲宠者封之与三公同，平常者与六卿同，疏远者与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馀有三；卿之外，其馀有六；大夫之外，其馀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则卿与公同，其馀三，非差次也。云“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者，按《周礼》三公虽无正职，犹列於官，参六卿之事，故《司徒》云“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三孤则不列於官，故云无职，但佐公论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虽退致仕，犹可就而谋事，不须致仕之后，朝上更别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不与，不在数中也。《春秋传》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终此说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为畿内，馀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与音预，注及下注“不与”同。涂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减，古斩反。关盛衰，并读如字。
[疏]“凡九”至“不与”。正义曰：此一节总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诸侯。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此经总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故云“不与”。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国，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并王畿内九十三国，计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则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馀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注“春秋”至“而闻”。○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於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按《左传》‘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於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者，按《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惟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按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图，又有山泽不封之地，何有同积釭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广，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於夏末，中国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按《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於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其数与此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广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经纬》文。云“千八百”者，举成数，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者，此文谓此《孝经纬》文。改周之法，谓改周公盛时之法，盛谓地方七千里，衰谓地方三千里，故云“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若指文言之，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盛衰之中，谓武王时也。若以当代言之，衰谓周末幽、厉之时，与夏末同。盛衰之中，谓昭王、恭王之时，与武王同。云“终此说之意”者，谓终竟此《孝经纬》所说之意。云“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者，谓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闻。《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传》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馀为天子间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云：‘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駮之云：“而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又《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许慎谨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於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郑氏无駮，与许同。按《易·下系》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郑注：“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官谓其文书财用也。御谓衣食。○共音恭。
[疏]“天子”至“为御”。○正义曰：此一节论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给之事。○注“谓此”至“衣食”。○正义曰：经云“百里之内”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二百里。经云“千里之内以为御”者，谓四面相距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者，依《周礼》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给者，按《周礼》大府九赋之泉，各有所给，故其职云“关市之赋，以醋荃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谓其文书财用也”者，以其称官，是官府所须，故为文书财用。御是进御所须，故为衣食。但官卑亵，故用近物；御为尊重，故用远物，此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帅，色类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诗照反。
[疏]“千里”至“二伯”。○正义曰：此一节论千里之外设方伯及连帅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随文解之。○注“属连”至“曰牧”。○正义曰：属是系属，连是连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俱是长，但异其名。云“凡长皆因贤侯为之”者，既长诸侯，非贤不可，故知贤侯为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贤侯，非州外别取州牧，则知以贤侯为之，故下《曲礼》以侯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则侯伯皆得为之，故《诗·旄丘》“责卫伯也”。卫是侯爵，而为州伯。张逸疑而问郑，郑答云：“侯德適任之，谓卫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则伯之贤者，亦可进为牧，故《周礼·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是伯得为牧也”。郑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传》云五侯九伯，服、杜皆为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郑志》云：“若征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何夹辅之有？大公为王官伯，分主自陕以东，不可分为四侯半，故称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为九伯也。”按《郑志》注《尚书》为八伯，张逸问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郑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乡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礼·大宰》云“施典于邦国，建其牧，立其监”，是畿外邦国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既不置牧，则应无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内有一伯者，但比拟畿外应有而言之，其实无也。州长既用贤侯为之，则卒正、连帅、属长，节级用伯、子、男贤者而为之。郑注《曲礼》云“二王之后不为牧”，则殷亦当然。殷既亦有连、属、卒等，则周亦然也。故《诗·旄丘》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书·舜典》云“觐四岳群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称牧也。虞虽称牧，亦称伯，故《书传》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传》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是夏称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称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礼”至“主之”。○正义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职》文。“《春秋传》曰”以下，《春秋》隐五年公羊传文。故传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也。
千里之内曰甸。服治田，出穀税。○甸，大荐反。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穀税。○采，苍改反。当，丁浪反，又如字。曰流。谓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贡或不。《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莫还反。
[疏]“千里”至“曰流”。○正义曰：此一节总论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贡或否之事，各随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税”。○正义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税”，无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税者，按《禹贡》“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及秸、粟、米之等，是甸为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税”。○正义曰：经云“千里之外曰采”，谓规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而面别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为畿内，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侯服其贡祀物，甸服其贡嫔物，男服其贡器物，采服其贡服物，卫服其贡材物，要服其贡货物是也。○注“谓九”至“里流”。○正义曰：流谓九州之外，或贡或否，流移不定。殷则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谓之为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为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
[疏]“天子”至“元士”。○正义曰：此一经论夏天子设公卿大夫元士之数。○注“此夏”至“数也”。○正义曰：以《周礼》，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证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举成数也”。《王制》之文，郑皆以为殷法。此独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与此百二十数不相当，故不得云殷制也。记者，故杂记而言之，或举夏，或举殷也。
大国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选用之，如今诏书除吏矣。小国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选，宣恋反。见，贤遍反。与音馀。
[疏]“大国”至“七人”。○正义曰：此一节论夏家天子命诸侯之国卿、大夫及士之数。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礼。卿、大夫、士数，五等之国悉同，但大国三卿，并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国，谓公与侯也。殷、周大国，并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则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则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为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国之下卿，位当大国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军，三军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军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为治”，今襄公乃益司马，故云作三军，逾王制，故讥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对府、史之属也。《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与此同。但公国长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悤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郑注再引《王制》，以成彼义。当恐周之人数，与《王制》同也。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大夫若五，则知馀亦不异也。且《曾宰》云“施典於邦国”，“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国者，夏则伯，殷则侯也，周则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数，与大国同。但一卿其君自命为异也，下文备也。“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国者，殷谓伯，夏、周同子男也。按郑注言“小国亦三卿”，差次而言，应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则似误也。郑何以得知应三卿？按前云小国又有上中下三卿，位当大国之下大夫，若无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按《周礼》“三命受位”，郑云“谓此列国之卿，始有列位於王，为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则子男之卿再命，不应得一卿命於王。而郑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谓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国卿三命者，此自据侯伯为言，以会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或者”至“卿与”。正义曰：郑又为一说，畿内之国，唯置二卿，并是其君自命之。今记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见畿内之法，故舍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於方伯之国，国三人。使佐方伯领诸侯。○监，古蹔反。监於，古御反，卷末同。
[疏]“天子使其”至“三人”。○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遣大夫往监方伯之国，州别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谓使在朝之大夫，往监於方伯，每一州辄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谓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辅之。佐其伯，谓监所领之诸侯也。”周则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为三监，故《燕礼》云设诸公之坐，郑云公，孤也。大国孤公一人，而云诸公者，容牧有三监。然则天子於州牧之国，则置三大夫以辅之，其尊卑之差，则下文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视诸侯之卿者，谓公之孤也，故《燕礼》谓之诸公，与公孤同也。《尚书》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者，为武庚也。与此别也。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选贤置之於位，其国之禄如诸侯，不得位。
[疏]“天子”至“禄也”。○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县内食采邑诸侯得禄不得继世之事。此言县内，则夏法也。言诸侯禄者，得采国为禄而不继世，故云禄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谓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后，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不得继父为公卿大夫也，故经直云禄也。则子孙恒得食之，有罪乃夺之。此云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则诸侯总据大夫以上，而《司裘》“诸侯，则共熊侯、豹侯”，郑注云“诸侯，谓三公及王子弟”。郑惟据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别云“卿大夫，则共麋侯”，故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国之数。此虽论夏法，殷、周亦然。畿内诸侯，父死视元士，若有贤德，乃复父位。若畿外诸侯，父死未赐爵，亦视元士，除服则得袭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赐爵，视天子元士，以君其国”，注云“列国及县内之国也”。必知列国未赐爵，亦视元士者，以《诗》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师”，是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外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礼记》曰：“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冠，古乱反。
[疏]“外诸侯，嗣也”。○正义曰：此一节论外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诸侯，世世象贤传嗣其国也，故下云“诸侯世子世国”。所以畿内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内诸侯，则公卿大夫辅佐於王，非贤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诸侯尝有大功，报其劳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异义》：“按《公羊》、《穀梁》说云‘卿大夫世则权并一姓，妨塞贤路，经讥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得世禄不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贤才，则复父故位’。许慎谨按：《易》爻位三为三公，食旧德，谓食父故禄。《尚书》云：‘世选尔劳’，《论语》云‘兴灭国，继绝世’，《诗》云‘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知周世禄也，从《左氏》义。郑氏无駮，与许同。殷之大夫亦世禄，故《祭义》云“殷人贵富而尚齿”，注云“臣能世禄曰富”是也。其诸侯之大夫，则下文云不世爵禄，谓殷礼也。若周制，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禄，故隐公八年“无骇卒”，《左传》云“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论语》云“管氏夺伯氏骈邑三百”，以无功而夺之。若有功则不夺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俗读也，其通则曰衮。三公八命矣，复加一命，则服龙衮，与王者之后同。多於此，则赐，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衮，古本反。复，扶又反。冕音勉。
[疏]“制三”至“五命”。○正义曰：此一经论王制三公已下，次国小国之君爵命之数。制谓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则为上公，与王者之后齐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者，谓九命卷龙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则是君之特赐，非礼法之常也，则《杂记》谓之褒衣也。此则《礼纬》九赐之衣服也，与《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极重，记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过九命”，“不过七命”，“不过五命”者，此谓夏、殷之制也，亦与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义曰：《礼记》文皆作“卷”字，是记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读也”。云“其通则曰衮”者，谓以通理正法言之，则曰衮，故《周礼·司服》及《觐礼》皆作衮，是礼之正经也，故云“其通则曰衮”。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经虽以殷为主，亦杂记虞夏之事，故郑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闻”，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谓虞舜与禹相接，事相关穿，故《尚书》尧舜禹之书谓之《虞》、《夏书》，伏生《书传》有《虞夏传》，以《皋陶谟》云“予欲观古人之象”，《皋陶谟》是虞夏之书，故云“虞夏之制”，其实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并陈，故云“夏殷未闻”也。云“《周礼》曰诸公之服，自皋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证三公一命衮。然则此经三公一命衮，谓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则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历代不同。按《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玄衣法天，黄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黄裳元吉”是也。衣裳从黄帝以来而有也。虞氏以来，其裳用纁，故下文历陈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郑注《易·下系辞》云：“土记位南方，南方色赤，黄而兼赤，故为纁也。”按礼祭地，牲玉用黄，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黄色太质，故用纁也。衣为天色玄，礼天牲玉用苍者，以天色昼则苍，夜则玄，衣不用苍，亦以其太质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书》及《论语》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书·皋陶》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龙，五也。华虫，六也。此六者皆画於衣，故言作会，以法於天。其数六者，法天之阳气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绣於裳，故云絺绣。絺，紩也。谓紩剌以为绣文，以法地之阴气六吕也。按郑注《司服》云至周“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龙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则诸物各有所象，故说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静养物，画山者必兼画山物，故《考工记》云“山以章”。龙者，取其神化。龙是水物，画龙必兼画水，故《考工记》云“水以龙”。华虫者，谓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华虫是雉者，以《周礼》差之，而当鷩冕，故为雉也。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故《考工记》云“鸟兽蛇”。此六者，以高远在上，故画於衣。宗彝者，谓宗庙彝尊之饰，有虎蜼二兽。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谓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礼》有六彝，有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鸡彝、鸟、斝。黄必为虎、蜼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又《周礼》陈六尊六彝，皆远代者在后，故六尊之次，牺、象、著、壶、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后，故知虎、蜼，虞夏已饰於尊，但舜时已称宗彝，不得有鸡、斝之等，以周礼差之，而当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浅毛细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饪。粉米，取其絜白生养。黼谓斧也，取其决断之义。黻谓两已相背，取其善恶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说，横生义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诸侯以下，未得而闻。按《皋陶谟》云：“五服五章哉！”郑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郑之意，九者谓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华虫而下。五也谓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与《孝经》注不同者，《孝经》举其大纲，或云《孝经》非郑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闻。至周则日月星辰画於旌旗，又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无文，裳剌黻而已，是以谓玄焉”。郑必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则衮服最尊，尚无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画於旌旗也。知登龙於山者，依旧山在龙上。若不登龙，则衮冕不为最尊，故知登龙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则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称为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则五章自宗彝而下，与毳冕相当。然宗彝之下，有藻、火两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传》云“火龙黼黻”，《礼记》“殷火周龙章”，是火贵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鷩衣毳衣者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数奇。裳法地，章数偶。以下其数渐少，则裳上之章渐胜於衣，事势须然，非有义意。皇氏每事曲为其说，恐理非也。衣章并画，絺冕之衣独绣者，以粉米地物养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祗并是阴类，故衣章亦绣也。周之衣服既无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谓鲁礼也。鲁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则《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郑司农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质，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谓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后，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服华，故祭先王；以絺冕阴类，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质素，故祭群小祀。日月虽尊，以天神从质，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郑注云“端当为冕”。其祭地之服无文。按《诗·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对，则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经援神契》云“祭地之礼，与祭天同”，亦据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视朝，韦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猎，故《司服》云“凡兵事韦弁服”，注云“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诗·采芑》注云“韦弁服，朱衣裳”，则韎，韦也，其事同。郑志又以韦弁为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则皮弁服。”郑注云：“视朝，视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积素以为裳。王受诸侯朝觐於庙，则衮冕。”其皮弁又以燕诸公，故《诗》云“有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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