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征榷考一
●卷十四 征榷考一 (第3/3页)
（一务） 钦（一务） 郁林（一务） 万安（一务） 珠崖（一务） 廉（五务） 琼（一务） 蒙（一务） 窦（二务） 南仪（一务）
按：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於内地之壮郡。然《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而熙宁十年以後再定之额，他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独减於旧，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
仁宗时，诏场务岁课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员监临。又诏取一岁中数为额，後虽羡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户、苛留商贾，求羡馀以希赏（详见《酒税门》）。
天圣中，有请算钱以助给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无，何可算也。"不许。又诏有司裁定岁课或不登而州县责衙前备偿者，立命罢之。
神宗熙宁元年，诏："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转官者毋税。石炭自怀至京不征。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
四年，诏三司："凡民承买酒麴、坊场，率千钱输税五十，储之以禄吏。"
七年，诏减国门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止令随其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八年，手诏问中书，贾贩之物法不税者，其市利钱当输否？时有司创税贾物之入京者，谓之市利钱，以禄吏。帝疑焉，故问之。
《郑侠奏议》跋後云："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皆是官员饶税过多，而吏人受财，公共偷瞒，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以致商旅不行，税乃大亏也。遂立条约，专拦皆有食钱，官员不得饶税。专拦取钱依仓法，官员妄饶税，并停替，仍会问诸处，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即专拦所得市利钱几何。诸处申，约官税一百，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官中遂以为定例，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已而市易司作弊，於申收事例钱项，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只如苎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却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本门为不便申省，及市易司并不施行，致客人为事例钱故，屡与专拦相拖拽，云：我官钱十文纳了，你却问我要甚事例钱？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方肯纳钱而去。不三五日间，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状，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市利钱三百文以下税钱者，皆无市利钱矣。看详，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岂不缪哉！宜乎圣上闻之，自三百以下税钱，并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祐元年，从户部之请，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
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力胜税权蠲。
兵部尚书苏轼上言："臣闻榖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榖，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榖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榖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切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榖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榖，被服珠金，饿死於市。此皆官收五榖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榖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榖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榖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以今之法小为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榖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於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司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徽宗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建中靖国初有此令，至是蠲之。
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榖菽、鸡鱼、果蔬、炭柴、磁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令大观库给偿。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令输钱给印文凭；其丝绵缣帛即其乡聚市鬻者，亦令先历近地场务请税。寻皆罢之。八月，臣僚又言，税物由便道者，请令批引致务参验并税之。诏户部下诸路漕司计画以行。
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为商贩者，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骡、驴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免税专降之旨，皆以船艘贾贩，州县无孰何之者，故有是诏。
三年，两浙、淮西等路，税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应奉物，乃增税以更费。至是，御笔罢之。
钦宗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诏："京城久闭，道路方通，有贩货上京者，与免税。"又诏应残破州县合用竹木砖瓦并免收税。又诏北来归正人、两淮复业人，在路不得收税。又诏於平江昆山县江湾浦量收海船税，应官司回易诸军收买物色，依条收税。盖宁於海道取给军需，而不以病民也。又虑税网太密，诏减并一百三十四处，减罢者九处，免过税者五处。至於牛、米、柴、面，民间日用所需，并与罢税。
孝宗隆兴之初，招集流民，凡两淮之商旅、归正人之兴贩，并与免税。州县续置税场不曾申明去处，并罢之。又诏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不许人买扑收税，减罢州县税务甚多。
光宗复罢楚州、雅州管下镇务，减临安府富阳馀杭税额。
宁宗时，减罢州县税务亦不一。
关市之征日以蠲免，中兴列圣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绍兴二十一年六月，臣僚言诸州额外征取，止资公库，无名妄用，乞令监司检察），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菜茹、束薪之属（乾道四年，诏诸州县不得私置税场，邀阻客旅。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广中无名场税在在有之，若循之浰头、梅之梅溪，皆深村山路，略通民旅，私立关津，缗钱、斗米、菜茹、束薪，并令输税）。或擅用稽察、措置（乾道九年二月，诏诸县税场於正官外擅置稽察、措置等官，许民户越诉），添置专拦收检（绍兴十年九月，敕："诸路税务置专拦外，类皆过数招收，并有监官、亲随之类，通同接取，可令禁止。"淳熙五年四月，臣僚言池州雁汊等处，栏头妻子直入船内搜检，谓之女栏头），与吾民相刃相靡，不啻雠敌。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乾道六年闰月，臣僚言："重征莫甚於沿江。凡溯流而上，至於荆峡，虚舟往来，谓之力胜；舟中无重货，谓之虚喝；宜征百金，元抛千金之数，谓之花数，骚扰不一，乞严禁止。"从之），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绍兴三十二年八月，都省言专拦骚扰，甚者指食米为酒米，指衣服为布帛）。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敕："访闻场务利於所入，以至士夫、举子道路之费，搜箧倒囊，一切拦税，可以禁止。"）。甚者，贫民博易琐细於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嘉定八年二月，臣僚言："滨江之民，担负鱼鲜於村落博卖，未尝经涉城市，亦诬其漏税而加之罪。或遇溪簰贩运火柴，每束亦收五六文钱。乞严行觉察。"从之）。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纡路避之，则拦截叫呼（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广中场）。或有货物，则抽分给偿，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闻者咨嗟，则指曰："是大小法场也（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蕲之蕲阳、江之湖口、池州之雁汊税务，号为大小法场）。"是以中兴以来，申明越津拦税之禁（上曰："昨见河朔有步担负米，尤为所害。其专拦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税者，况舟船之利多於步担，其扰可知。"绍兴三十二年三月，臣僚言州县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栏税物，以发关引为名，乞禁止。乾道四年九月，诏不得离县五里外拦掠村民。绍兴四年三月，嘉定八年二月，皆有禁），其场务税赏不许引用（倘於租额外有剩数，听其累赏，是道天下重征），其告漏税不实者坐之（庆元六年五月诏）。其有合税者，照自来则例，不得欺诈骚扰，如例外多收投子钱，许民越诉（绍熙元年十一月）。其赴务投税者，不得截留收买（庆元五年四月诏）。列圣之禁戢吏奸也如此，是宜商贾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虽中兴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