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 宗庙考十
●卷一百 宗庙考十 (第3/3页)
年丧毕，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来年春禘於群庙（祫，毁庙未毁庙皆合升於太祖。禘，则不及亲庙。但文、武以下毁主，依昭穆於文武庙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庙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约《春秋》鲁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尔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丧必有此禘祫者，为後再殷之祭本也。丧毕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从此後各自数，每至三年，则各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岁再闰，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诗 閟宫 传》云"诸侯再禘则不礿，秋祫则不尝，唯天子兼之"是也。崔灵恩云："禘以夏者，以审谛昭穆，序列尊卑，夏时，阳在上，阴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谛也，弟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礼最大，必秋时万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者合也。）
右杨氏《祭礼》只分大祫、时祫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时，盖以经无明文，不敢臆说。而《通典》则备言之，盖《通典》取郑康成所注《礼记》为说。而康成又约《春秋》所书为说，大概皆臆说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郑注既行，而後之有国者多本之以定宗庙之祭矣，故具载《通典》所述，而列诸儒之论於左方。
赵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郑注以为夏时礼，《祭统注》谓夏殷礼。《祭义》春禘秋尝，注以为春禘者，夏殷礼。周以禘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注曰禘当为禴。夫《礼记》诸篇，或孔门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撰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见《春秋》禘於庄公，遂以为时祭之名。见《春秋》惟两度书禘（闵二年五月吉禘於庄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於太庙，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谓之春祭，或谓之夏祭，各自著书，不相符会，理可见也。而郑元不达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当为礿"《祭义》与《郊特牲》同。《祭统》及《王制》则云"此夏殷时礼也。"且《祭统》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王制》"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禴。"撰此篇者，亦缘见《春秋》中唯有禘、烝、尝三祭，谓鲁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郑注，诸侯每岁皆朝，即远国来往须历数时，何独废一时而已。又须往来常在道路，如何守国理民乎（郑注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废一时祭）？《公羊传》"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注》曰"五年再殷宗，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则於太祖列群庙之主。禘，则於文、武庙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庙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义，列昭穆，齿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庙，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庙、七庙有虚主，《曾子问》篇中何得不该？盖儒者无以分别禘、祫之异，强生此义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传》曰"烝、尝、禘於庙"。盖左氏见《春秋》经前後记祭，唯有此烝、尝、禘三种，以为祭名尽於此。但按经文，不识经意，所以云尔。又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见经书禘於庄公，以为诸庙合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宫、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祭耳。问者曰，若谓禘三年丧毕之殷祭，则晋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见经文吉禘于庄公，以为丧毕当禘，而不知此本鲁礼，不合施于他国。左氏亦自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即明诸国无禘可知，是左氏自相违背，亦可见矣。
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载，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叹也！夫禘祫之说，诸儒聚讼久矣。论年之先后，则谓之先三而后三（郑康成，高堂隆），或谓先二而后三（徐邈）。辩祭之小大，则或谓祫大于禘（郑康成），或谓禘大于祫（五肃），或谓一祭而二名，礼无差降（贾逵，刘歆）。又或谓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无定论。此皆置而勿辩。其可深责者，始为私见陋说，召诸儒之纷纷者，其郑氏之失欤，郑氏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礼废绝久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庙。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也。明年春禘，虽无正文，约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盖以文公二年祫，则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则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为五年禘，故禘于群庙也。自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呜呼！郑氏不知《春秋》固妄为此说，后学又不察，固为所惑也。当春秋时，诸侯僭乱，无复礼制，鲁之祭祀，皆妄举也。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书，其书者，皆悖礼乱常之事。故书郊者九，书禘者二，与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尝一之类，无非记其非常，俾后世以见其非，奈何反以为周礼而足法乎？使鲁之祭祀如周之礼，则《春秋》不书矣。据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丧制未毕，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恶也。跻僖公，二恶也。彼有二恶，《春秋》讥之，郑氏乃谓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者，果礼邪！又曰明年春禘。经无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约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缪也。鲁之设祭，何常之有，圣人于其常，又不书之，何得约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见三年之禘与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跻僖公，则《春秋》不书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则《春秋》不书禘，又何准邪？况宣公八年经书有事于太庙，则是常祭也，而以为禘何邪？诚为禘祭，经不得谓之有事。且闵公二年，《春秋》书夏月吉禘于庄公，是鲁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与八年乎？闵有禘文而不之据，宣无禘文而妄据之，傅会可见也。不然，鲁至僖公而始书三望，岂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后书用郊，岂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岁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尝，又可以为法乎？取乱世之典，以为治世之制，郑氏岂知《春秋》哉！区区一郑氏不足责，后世诸儒波荡而从之，历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论禘祫之制既谬，至其言祭之时亦非矣。《春秋》书大事于秋八月，而彼此为冬。书闵公之禘于夏四月，书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为夏。既本鲁礼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时，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岁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说是也。虽然鲁祀诚非矣，先王之制可得闻乎？曰孟子之时有闻周礼之详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闻阙疑"，郑氏惟不知"阙疑"之理，乃妄说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故求之圣经，禘祫之文不详，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礼不王不禘，或问禘之说，夫子答以不知，讥鲁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讥在祭则书其祭名，不然则否。书郊、书望禘，则所讥在郊、望与禘也。若文公之祫，则讥其短丧逆祀，不在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庙，未足以尽追远尊先之义。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则谓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黄帝，以其祖颛，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喾，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中。诸侯无禘礼，鲁用之，僭也。若夫祫，则合食而忆。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诸侯亦得祫也。详二祭之名，则禘尊而祫卑，可谓明矣。先儒据郑氏说，率以祫大于禘，是以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经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尔，盖其礼之大者。至于年数之久远，祭时之先后，则经无所据，学者当阙其疑不可据汉儒臆论也。若世有圣君贤臣，达礼之情，观时变通，而为之制可矣。何必胶柱而不知变乎！苟徒以郑氏之误说，鲁人僭礼之典，以为百代常行，则恐为后世知《春秋》者笑也。
杨氏曰，自汉以来，宗庙之礼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为一事，一失也；轻宗庙而重原庙，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礼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谓禘也。合群庙之主于始祖之庙，而设殷祭，所谓祫也。先儒皆知祫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为殷祭，其说何从始乎？盖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勋劳，赐以郊禘，重祭圣人，已叹其非礼。然鲁之有禘，特祭于周公之庙，崦上及于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后闵公二年，僭用禘礼合先祖，叙昭卑劣穆，用致夫人于庙，而禘礼始与祫混淆而无别。《春秋》常事不书，特书闵公、僖公两禘者，记失礼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谓大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诸侯亦有祫，于文公乎何讥？讥其逆祀，跻僖公也。郑康成乃谓禘、祫皆为鲁礼。夫谓祫为鲁礼，可也，鲁之有禘，行于周公之庙已非礼矣。况僭而行之于庄公之宫，又禘于太庙，以致妾母，可以谓之礼乎？禘，宗庙之大祭也。故惟禘礼为盛。观《明堂位》之言可见。闵、僖窃禘之盛礼，以侈一时之美观，犹周公庙有八佾，其后窃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圣人之所深恶也。况三年丧毕而吉祭，此祫礼也，闵公丧未毕，窃禘之盛礼，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祫礼也，僖公窃禘之盛礼，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郑氏不能推本寻源，以辩禘、祫二礼之异，正闵、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讥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礼。又妄称禘、祫皆为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礼常相因并行，且多为说以文之。按郑注《王制》及《春官 大宗伯 诗 殷颂》，皆为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读郑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据之实，及考其所自来，则曰一祫一禘之说出于《春秋》鲁礼及纬书。夫溺于纬书之伪，而不悟其非，此郑氏之蔽惑，不足责也。谓出于《春秋》鲁礼者，并无事实可证，乃悟以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凿傅会，以文致其说而已。夫禘、祫二礼，其源各异，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尝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尝关乎禘也。今其说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则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则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无，既牵合影射以为有，盖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为证矣，又地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谓僖、宣八年皆有禘，放于《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在庙，未尝有禘文，乃郑氏驾虚词以多其证。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谓五年再殷祭者。谓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犹天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也。郑氏乃引之以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证。此莽莽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与五年再殷祭之数不合也，则为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君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夫谓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庙，何所据而为是说乎？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数尔。后之儒者知其不可，则为之说曰丧毕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为说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实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后世之所以信郑氏者，以其所据者《春秋》也。而郑氏所据者，乃是以无为有，驾虚为实，取闵、僖僭窃之礼，以明先五禘、祫之正礼。既三注其说于经，又以此说推演为《禘祫志》，注疏盈溢，文不胜繁，故观者莫辩，诸儒靡然而从之，是皆求其说于郑注之中，未尝以经而考注之真伪也。王肃最为不信郑氏，亦也禘为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误乎。自郑氏之说立，混禘于祫，而禘之礼遂亡；混祫于禘，而祫之礼亦紊。夫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见于《大传》，见于《小记》，见于《丧服》、《子夏传》，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礼，又信而有证，固有国家者所当讲明而举行也。自汉以来，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论，其故何哉？盖后之文禘者，皆求其说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于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汉儒混禘于祫，而遂至于不知有禘，此禘礼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汉儒既以禘、祫皆为鲁礼，又以禘、祫同为殷祭，于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寻流逐末，欲辩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马融谓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祏。祫，岁祫及坛墠）。郑玄谓祫大禘小（祫，毁主、未毁主合于太祖。禘，叭毁主合食，未毁则名祭于其庙）。贾逵、刘歆谓一祭二名。纷纷异同得失不能相远，最是郑氏多为之说，附经而行，其汩经为尤甚。于是祫礼为禘所混，历代所行，众说纷错，岁月先后，拘牵缠绕，而祫礼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礼，亦从此而紊矣。故曰混禘、祫为一事，其失一也（轻宗庙重原庙说，见《宗庙门》）。
又曰：愚按郑氏注《王制》、《春官 大宗伯》及《诗 殷颂》，皆云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庙，及注《鬯人》"庙用修"，又云始禘自馈食始。信如是言，则丧毕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禘，自馈食始也。以丧礼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犹是丧祭也。丧毕则有吉祭，未闻丧毕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郑氏注有此说，魏卞后、唐睿宗之丧，皆禫後有禘，丧毕有祫，明年春有禘。国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亦建此议，谓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圣经，不知经无其文，乃郑氏说也。若如疏家谓郑氏用《榖梁》"练而坏庙"之说，尔时木主新入庙，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练而迁庙之时遽行吉祭，尤无是理。
案：禘、祫之制，礼经无明文，而汉儒之释经者，各以意言之，其说莫详於郑氏。而其支离，亦莫甚於郑氏。故先儒皆不以为然，如赵氏、林氏、杨氏之言，辨说析详明，己无馀蕴。然其所诋訾者，大概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为一事，二也；以禘为丧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为时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无其文。盖纬书之说。若混禘、祫为一事，则郑氏据鲁之僭礼，妄作而以为周礼，先儒言之详矣。至於以禘为丧服即吉後之祭为非，则愚以为《王制》言三年之丧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然则丧服未除，宗庙诸祭尽废，非特禘、祫也。《左传》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然则丧服既除，宗庙诸祭尽举，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观之，则郑注所谓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庙，恐只是泛指丧毕则可以吉祭而言，未见其即以祫、禘为丧毕之祭也。如丧毕之祭，则礼谓之祔。然左氏所谓"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释以为祀新主於寝，则不及群庙也。《仪礼 士虞礼》载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脯曰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溲酒。適尔皇祖某甫，以隮祔尔孙某甫，尚飨。"则祔亦有告祭於庙之礼。但《仪礼》所言乃士礼，若国家之礼，则禘、祫时飨之外，必别有一祔祭之礼，而经文无可考，至鲁则始以禘为祔，而礼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议康成之释禘、祫，病其据鲁之失礼以为周礼。然鲁自以禘为祔，祭而康成自谓三年丧毕，祫於太祖，则其意乃以祔为祫，本不以禘为祔，实未尝专以鲁为据也。盖祫者，合祭也。大祫，则以巳毁庙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时祫，则以未毁昭穆庙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则亦是以新主合於旧主而祭之。然则以祫训祔祭，亦未为不可。而所谓明年春禘於群庙，则自是吉祭矣。故愚以为康成所谓三年丧毕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群庙，本非据鲁礼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当以《春秋》所书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则为无据而臆说耳。若禘之，又为时祭。则《王制》"天子祫祭，诸侯禘一犆一祫"之说，《左传》"烝尝禘於庙"之说，所载晋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说，皆指时祭而言，无缘皆妄。盖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传》所谓"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礼运》所谓"鲁之郊禘非礼也"是也。有时禘之禘，《祭义》所谓"春禘秋尝"，《王制》所谓"天子祫禘，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赵伯循必以禘为非时祭之名，因不信郑氏而并诋《礼记》、《左传》，其意盖谓禘只是大禘，无所谓时禘。然禘之名义，他不经见，惟《礼记》详言之耳。赵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说，"鲁郊禘非礼"之说，见得禘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时祭。然《大传》、《礼运》，《礼记》也；《王制》、《祭义》，亦《礼记》也。今所本者《大传》、《礼运》，所诋者《王制》、《祭法》，是据《礼记》以攻《礼记》也。至於"禘烝尝於庙"一语，虽《左氏》所言，然其所载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晋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则皆当时之事，今赵氏皆以为左氏。见经中有禘於庄公一事，故於当时鲁国及他国之祭祀，皆妄以为禘，则其说尤不通矣。安有鲁国元无此祭，晋人元无此言，而凿空妄说乎？盖鲁伯禽尝受郊禘之赐，则鲁国後来所行之禘，其或为大禘，或为时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谓"烝尝禘於庙"，晋人所谓"寡君未禘祀"，则时禘之通行於天子诸侯者，非止鲁国行之而已，恐难侪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