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十二 经籍考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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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百十二 经籍考三十九 (第1/3页)
○子（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汉 艺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恩，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残害至亲，伤恩厚薄。
《汉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两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兴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称齐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元龄注。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後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元龄，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诸侯，以尊王室，而三归反坫，僭拟邦君，是以孔子许其仁，而陋其不知礼，义者以故谓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读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泰侈闻者，盖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满，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尔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礼为不知礼，陈司败讥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则其为书固无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几之，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学者何可忽哉！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辩其音训云。
东坡苏氏曰：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後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收而已。至於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
水心叶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亦种、蠡所遵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谓"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余每惜晋人集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设果传於世，士之浅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随其才分亦足与立，则管仲所亲尝经纪者，岂不足为之标指哉？惟夫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王术始变；而後世信之，转相疏剔，幽蹊曲径，遂与道绝。而此书方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书独盐筴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取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伯，则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於《轻重》诸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极於周。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创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旧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谋，一时之利，足以销靡破凿，变徙划蚀，而迄无馀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图，於齐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为农，天下一於利而忘其为义。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贪，骋之以诈；孰非兵也，而乃趋之以便，行之以巧。一切先王之所以经制天下者，烟散风靡，无一可传。呜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坏，概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诗》、《书》既燎，而李斯之祸益惨矣。繄谁之咎耶？汉、唐之君，贪功苟利，兵穷而用之无法，民削而诛之无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为者。岂无一士之智，一议之精，区区有心於复古而卒不可复行？盖三代之法甚坏而扫地久矣！坏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笔》曰：《管子》一书，杂说所丛。予尝爱其统理道理名法处过於馀子，然他篇自语道论法，如《内业》、《法禁》诸篇，又偏駁不相丽。虽然观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众词，虽成一家，无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错色，纯玉间声，时有可味者焉。
陈氏曰：按《汉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数与《汉志》合，而卷视《隋》、《唐》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称管、商，岂以其标术用心之同故邪？然以为道家则不类。今从《隋》、《唐志》。
《崇文总目》曰：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兢书目》，凡书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己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共为十篇。
※《商子》五卷
晁氏曰：秦公孙鞅撰。鞅，卫之庶孽，好刑名之学。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诛。鞅封於、商，故以名。其书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又读鞅开塞书，谓与其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有以也。《索隐》曰："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今考其书，司马贞盖未尝见之，妄为之说耳。《开塞》乃其第七篇，谓道塞久矣，今欲开之，必刑九而赏一；刑用於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於告奸，则细过不失；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矣。由此观之，鞅之术无他，特恃告讦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此秦俗所以日坏，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诬矣。
周氏《涉笔》曰：商鞅书亦多附会後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汎滥淫辞，无足观者。盖"有地不忧贫，有民不忧弱"，凡此等语，殆无几也。此书专以诱耕督战为根本。今云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粜则窳惰之农勉，商无籴则多岁不加乐。夫积而不粜，不耕者诚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露如邱山，不时焚烧，无所用之。管子谓"积多而食寡，则民不力"，不知当时何以为馀粟地也。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则商估少而农不酣，然则酒肉之用废矣。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秦方兴时，朝廷官爵岂有以货财取者？而卖权者以求货，下官者以冀迁，岂孝公前事耶？
陈氏曰：《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陈氏曰：赵人慎到撰。《汉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韩，申、韩称之。《唐志》十卷，滕辅注。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按庄周、荀卿皆称田骈、慎到，到赵人；骈，齐人，见於《史记》列传。今《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相涉，盖据书坊所称，不知何谓也。《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
周氏《涉笔》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为屏去缪悠，剪削枝叶，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责於上，非田骈、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虽简约，而明白纯正，统本贯末。加云"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故立天子以为天下"，"君不择其下，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大上"，"人不得其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论王政者，能及此鲜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法虽不善，犹愈於无法"。今通指慎子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驺忌一说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韩子》二十卷
晁氏曰：韩非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秦王见其书，叹曰："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韩，得非。复用李斯之毁，下吏使自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覈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诈也。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
高氏《子略》曰：今读其书，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心术辞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为斯所杀，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说难》一篇，殊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为之说，而後说於人，亦庶几万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固尝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发欤？呜呼！士不遇，视时以趋，使其尽遇，固无足道，而况《说难》、《孤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扬雄氏曰："秦之士贱而拘"，信哉！
右法家。
《汉 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敫言｝者为之（｛敫言｝者讦也，音工钓反），则苟钩鈲析乱而已（鈲，破也，音普盖反，又音普狄反）。
《汉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陈氏曰：周尹文撰。仲长氏所定。序称尹文齐宣王时居稷下，学於公孙龙，龙称之。而《前汉 艺文志》叙此书在龙书上。颜师古谓尝说齐宣王，在龙之前。《史记》云公孙龙客於平原君，君相赵惠文王，文王元年，齐宣没已四十馀岁矣。则知文非学於龙者也。今观其书，虽专言刑名，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岂若龙之不宗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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