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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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百九十五 (第1/3页)
起訖時間 起哲宗元祐二年二月盡其月
卷 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帝 號 宋哲宗
年 號 元祐二年（丁卯，1087）
全 文 二月丙戌，詔：「內外官司承傳宣、內降，或奏請得旨，並即隨事申尚書、中書省、樞密院覆奏。若事小，或已得旨，不候覆奏，及須索限即日供奉，許官司施行訖，申尚書省或樞密院，月終類聚，詣實照據。」（新錄無此，今從舊錄。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戊子并六月八日丁丑可考。） 丁亥，禮部尚書韓忠彥為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據劉摯奏議，論韓琦定策功有兩篇，第一奏無月日，第二奏稱「去月十六日」，不知去月指何月也。張舜民志王巖叟墓云：「九月除侍御史，論韓琦定策功，條上十一事。」第一奏凡九事，或墓志以九作十一。又摯奏稱「臣等」，則此二奏必與巖叟同上。今以墓誌為據，繫此奏於九月。摯十一月即執政，不在九月則在十月耳。據王巖叟朝論，則實在十月。）
先是，御史中丞劉摯、侍御史王巖叟言：
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息心，誰與為國？此自古明王賢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為天下萬世忠義之勸也。 伏見故贈尚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祖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位輔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觸嫌疑而犯忌諱，請建大本，累年之間，其言不可勝紀。又嘗挾孔光傳進呈，面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英宗遂自宗藩立為皇子，曾未踰年，纂紹大統。使琦猶豫畏縮如眾人，以全軀保妻子末計，遲回數月之間，安危大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 恭惟英宗皇帝出潛膺籙，乃天之所命，以開祐無疆，顧人臣何功之有哉？而聖人以謂天命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當考是非，較難易，以覈其實，乃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琦與同時在位者歿既久矣，乃有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豐三年，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一】，上書言其父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大議已嘗定矣，願發明先臣忠烈。書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詢考，卒無明證確論有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行疑賞於倉猝，詔下之日，公卿士大夫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過舉。於時史官阿意迎合，又請其事書之，公論為之憤鬱。今者，伏遇編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傳，臣等以謂不可不明辨直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考是非。
按：同老繳進家傳之文，謂是堯臣議建儲日預撰詔草，嘗懷之而進，意俟仁祖開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詔草非得於禁省，而出於同老，則其有無真偽猶未可知，借令有之，緣堯臣復懷之而退，乃是未嘗得請，議已格矣。詔草雖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則此詔用之矣，不應懷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一也。
按元豐詔書褒諸臣之功，曰：「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竊觀英祖即位踰年，范鎮作富弼遷官制詞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纘承，乃出緒論。」則是當時縉紳、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儲之請，而近朝亦非不報其德矣，但不聞大本已有所屬也。故弼自為辭官表云：「臣嘉祐中，雖曾泛論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云「尚祕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二也。 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議定。」臣等按：諫官范鎮其言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見聽用，於是待罪乞郡，又兩移書執政，責其不恤國計。若四月已有議定，則何至使鎮半年間懇懇如此？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三也。
御史中丞包拯言：「方今大務，唯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惟祈聖心開悟，斷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諫官司馬光及知江州呂誨請建儲章疏，琦屢以光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計。故參知政事歐陽修論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髃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遂決不疑。」考修此言，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五也。
按：諫官王陶乞仁宗遣親信中人就第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職，其疏有云：「前日未經傳命時，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與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觀望陛下風旨，不復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堯臣之時，決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六也。 堯臣輩言因樞府闕官，乞召韓琦充樞密使，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此則不攻自破之語也。既云「上意已定」，又曰「謂無疑矣」，固當乘時決策，成之於手，何必引琦使成之？夫媢嫉者之情【二】，見他人所就，尚且奪之，況功在其手，可成於呼吸俛仰之間，而乃肯以屬人乎？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七也。
琦自入為樞密使，即有建儲之議，至為宰相，曲謝之日，首進劄子，乞擇宗室為嗣，其略曰：「如陛下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按琦為宰相，去堯臣輩未甚遠，儻前日已有定計，則因其進言，必有宣示，何緣尚歷數年，請者百計而不聞一言哉？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請愈切，一日，仁宗發言曰：「朕有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問琦宗室中誰可，琦曰：「宗室不與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此在陛下聖擇耳。」仁宗曰：「宮中常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許歲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須論。」蓋琦之意，欲專屬英宗也。此自仁祖意有定，歐陽修時與琦同對，退而書之，今其家親筆具在。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九也。 凡自皇祐至於嘉祐，中間臣子以皇嗣為請者，莫知其數，不可盡知也。如堯臣輩在輔弼之地，以此開導，亦其宜也。但其議紛紛，終無敢有所主名而請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輩進說，於是英宗為子之策，始定於君臣都俞之間矣。
臣等載惟人臣之於廟社大計，以言之為難乎，以成之為難乎？以屬人為難乎，以己任為難乎？人為其易，琦為其難，廟社之功難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虛文，徼天下之實功，同時之人又助其攘，是可歎也。琦挺身危疑，援立聖嗣，以為宗廟社稷計，非以自為計也，非以為子孫計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於琦誠心足以貫天地、列神明者，無所加損。而所惜者，朝廷信賞可以奇謀取，而不中於懲勸之義，忠賢勳烈可以單辭奪，而輕變於存亡之間，使真忠失意於九泉，公議乖望於四海。至於歐陽修以英偉之才、忠諒之節，與琦協心決定大策，其助最力，皆勳效顯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歿，眾從其後攘而有之，豈不惜哉！
伏望聖慈特賜下詔，辨正是非，褒顯琦及一時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以臣等章付實錄院照會考正，以成信史，詔之當世而無疑，垂之將來而不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貼黃稱：「陛下繼明以來，如范鎮、張述等止是曾於仁宗朝泛泛上章乞建儲貳者，猶已被旌錄，獨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勳，反為攘奪，未蒙辨正褒顯，此於朝廷闕典之大者。」時元祐元年十月也。 摯、巖叟又言： 臣等去月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立英宗，勳烈顯著，近年為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念自至和已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為言者，蓋不可勝數，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於請立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修輩用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義，始有主名，而英宗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為之者琦也；憂之者雖眾，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宗所鑒照，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知也。
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於存歿之際。王同老為父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謂賞疑從予，恩寧過僭，於是進官錄子，所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直謂嘉祐立子之詔，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勳，移彼而就此，失所予奪矣。此公議之所以不服，而是非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跡考理，皆有證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與同事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乃出而攘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
臣等區區，非為琦、修等家橫冀恩澤，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以慰士大夫之心，為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指揮。」
貼黃稱：「前後臣僚乞建儲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末定策之日【三】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四】，琦等日持其疏懇請於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於今來詔書中明賜別白褒顯，以示天下。其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元年十月十八日，王巖叟朝論可考也。編年云：「五年二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初，彥博既入，劉摯等簾前論列，謂熙寧間王同老所上文字皆彥博教為之，乞改史。太皇太后曰：『吾詳知此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劉相公、王參政功也。嘉祐末，乞英宗為皇嗣，仁宗升遐，立英宗者韓相公功也。自不相掩，不須改史。』至是，摯拜相，琦之子忠彥及其客王巖叟秉政，彥博立求去。」按：劉摯此時未拜相，六年二月乃為右僕射，又太皇太后所言，不知編年何從得之。摯等第二奏云：「蒙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見是非之正。」豈即編年所記乎？當考。王巖叟朝論云：「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同劉摯對延和，摯言：『臣等有一事欲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為今來修神祖實錄，須要合辨明。』摯曰：『太皇太后陛下合記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為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五】？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必知是韓琦。已前文彥博、富弼時，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賢者，幾時敢指名！』巖叟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是子細，不勝幸甚。』摯又敘王同老上書之由，遂表讀進御一章，巖叟曰：『文字頗多，願陛下少垂聖聽。』讀至半，又曰：『大臣言者豈敢指名，只是乞選立宗室耳。』至『宮中嘗養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實，昭成太子第二子，仁宗嘗言道較純厚。』又言：『韓琦之功更不說也，見說富弼沒膽不敢做，神宗只稱文彥博，不言有乞建儲之功，不謂曾指名也。神宗一子與韓琦家做親，便為報他功也。』又云：『今為修實錄，須好進取入來。』摯、巖叟皆奏：『乞陛下宮中子細看。』巖叟又曰：『此事若明，則韓琦雖在九泉無所恨。』」此已附見元年十月十八日，又今別注于此。）
及忠彥出守，亦自言曰： 臣竊見元豐二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述其父與至和執政大臣請定英宗為皇子，又繳其父所為詔草。神宗始亦疑之，遂有所質問，而當時大臣乃傅會同老之說，以實其事，遽下詔褒賞數人者，且曰：「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時章惇為御製詩序云：「至和之末，議既定矣，而史臣又乞降其事，紀於正史。」由此是非雜揉，寖失本源，儻承誤書於實錄，何以追改？臣竊聞同老所奏，多引當時竊議之語，及於上前不敢明有主名，故後來富弼因轉官謝表亦自謂止曾泛議建儲，則今所請立英宗為嗣者，妄也。堯臣所撰詔草，既未嘗進呈，即是不曾得旨，今云議定者，亦妄也。臣不敢遠引事證，謹以素所聞於先臣者陳其大略。
仁宗在位久，皇嗣未立，中外臣僚言雖眾，而所上章疏多不降出。及富弼丁憂，先臣進位首相，曲謝日，即親書劄子面請，其略云：「如陛下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既未得請，相繼論列凡十一次，仁宗尚未開納。先臣聞司馬光為并州通判，嘗有立嗣之奏，遂進光為諫官。光果伸前請。先臣既得光奏，即以上陳。又一日，自懷孔光傳于上前，大議於此始定。若謂至和之間已得意旨，何不遂行堯臣所草之詔？豈有數年之後，中外交章，輔臣力請，始有許可之意？況仁宗初諭二人，實猶未決，若非君臣一心，以主大議，則事固未可知也。前所謂至和已定之說，欺罔可見。
自後英宗立為皇子，及踐祚之始，服藥日久，光獻垂簾聽政。當是時，憂危萬端，公議頗有知者，臣更不敢具述。不意身薨四五年後，同時執政多已殂謝，慈聖太后亦已登仙，因一故臣之子妄意恩賞，言無考驗，遂使朝廷謂援立之功在於至和之臣，嘉祐之詔但宣至和之議。如此，則先臣奉行前人已成之事，何勞之有？輒當前人之異恩，賞亦無名。臣等諸孤以父勳書之行狀，上於朝廷，勒於金石，乃為欺罔，使先臣九泉之下豈得遑安？神宗晚年，臣屢因奏事，親聞德音，每念先臣之勞，嘗有感歎之語，而前日褒功之詔，事已施行，雖聖心追悔，顧無及已。今日修先朝大典，苟於此時又不能辨正其事，則方冊之上，前後異同，後世何所取信？
伏維太皇太后陛下輔翼英宗，入自宗藩，始末事實皆聖明親所聞見。如蒙聖慈以臣言為不妄，乞即付之實錄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誤，則仁宗與子之意明，嘉祐定策之議正，昭示萬世，可謂信史。臣今所言，非為己也，忝在近列，非徼恩也。直以謂援立之事，歸在至和，則先臣有冒功之恥，以故悲憤不忍不言。於是內批：「至和、嘉祐中雖或有奏立皇嗣者，豈若琦議之確，以至終成大事，琦功莫比。宜詳所奏，錄實編修。」時元祐二年三月也。（韓忠彥此疏，神宗實錄墨本奏於元豐三年閏九月二十六日，朱本削去，今擬取附忠彥出守定州時。實錄云，時元祐二年三月也。按：忠彥以二月四日除定州，當即上此疏，三月乃批出耳。）
樞密院言：「元豐八年四月八日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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