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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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韓琦初作宰相日，有劄子言：「近歲已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繫心，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為嗣。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于聖心。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觀琦此奏，方以擇宗室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則至和中決無定議明矣。同老乃以琦謙挹不自有其功，謂聖意先定，遂取以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極耶！
又李清臣狀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惟萬世之業，不可不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立弟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乎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公復啟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搖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又詔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由此觀之，堯臣輒草詔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為兒戲然，豈亦常竊議而妄作之，終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遺□雖在，亦何足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爾。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勳，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況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可欺也？
加以神考聖作之碑，最著于天下，其□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陛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懇辭不就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竊憂之。』帝悟，遂立為皇子。」由此論之，謂因堯臣論議緒餘，決定大議者，妄也。又太常諡議，謂：「琦素蘊忠義，尊立明聖，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顧大臣所不敢議，而身先之。」彥博自為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顧，定社稷于須臾。」然則琦之殊勳偉烈，雖平、勃、霍光不足比倫，而堯臣碌碌備位之人，曾何足算，顧足預于此乎？ 若夫包拯、范鎮、司馬光、呂誨、王陶則皆能抗論激切，以天下為憂。包拯則曰：「方今大務，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則枝葉之患何恤？」呂誨則曰：「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范鎮則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擇宗室賢者，以繫天下人心。」司馬光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王陶則曰：「去歲，陛下發德音，稽故事，擇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是數人者，則皆憂國忘身、攄意敢言之人，其言則著聞于世，非如同老所訟堯臣私竊計議，而未嘗敢發之事，妄欲希覬恩賞，而欺誣白日者也。
臣昔在簄遠，傳聞同老之疏與朝廷褒稱之詔，以為堯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韓琦定策乃為緒餘之論。臣于是時，竊懷憤懣，深嘆真主在上，而小人詐險得行，自傷其身卑賤，無路叩閽，隳裂肝膽，以明大義。因往來四方搜採公忠信實之言，以質其真偽，前後所得詔敕、碑誌、表狀、書疏、傳記、諡議、祭文等凡二十餘篇，參考本末，可謂詳矣。今備數言路，稔聞史臣論撰先帝實錄，未能決議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訓萬世，苟史臣顧避，不敢建明是非，而並載方冊，傳疑于後，恐不足為一代之典，其體不輕。臣是以敢觸冒讎怨，援據實理，陳天下之公言，非特發韓琦千載之忠實憤懣，誠欲敬述仁宗與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聖謀如皦日麗天，後世無敢竊議而獻疑者，臣雖隕身，死無所恨。伏望聖慈深賜省覽，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詔史
臣，直筆無隱，以伸正論，天下幸甚！
貼黃稱：「同老碌碌庸人，見利忘義，固不足責，所可惜者，韓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載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獨建大議，援立聖明，以安社稷，垂福無疆，聲名事業，近古未有，一 旦無根橫議，攘而取之，虧忠義之實，悖廉遜之風，所損豈小哉！且君子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臣竊傷一代名臣，其志與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終究其說，使賢德晦而復明，公議缺而復著，誠有補于仁聖之治，伏乞哀憐幸察。」又稱：「議者謂韓忠彥方在政府，而臣論辯其父勳勞，恐招附會之言，無乃避其形為是乎？臣則以謂不然，蓋天下公議為之標的，若謂忠彥形跡可避，孰與文彥博位勢極人臣之貴乎？夫天下以為忠義之事，人有盜而揜之者，忠義之人所當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規規小嫌是畏，而為自全之計，是公朝無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聖聰明，如韓琦定策大事，必聞之最詳，伏望濬發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筆傳信，為萬世法，豈不盡善盡美哉？臣不勝昧死祈天之至。」又稱：「范鎮凡十餘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呂誨、司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陳，已有定議，則此數人何為激切開陳如此之至耶？猶足驗其狂妄不實。陛下纂承大寶，實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與子之意，而蔡確輩尚敢希冀盜取定策之名，蓋其竊跡有自來矣，不可不察也。國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賜降出臣此疏，使之決疑傳信，則恐他時不免追改，其事不細，所宜深慮。
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諭曰：「韓琦定策功甚詳悉。在仁宗朝，無敢言此事者，惟韓琦一人言之。」忠彥即稱謝簾前，劉摯因請檢元祐初摯與王巖叟二疏，悉付實錄院，從之。或曰：「易等為此，蓋傅會忠彥，攻彥博也。彥博由是不安於位，尋罷去云。」（舊錄云：先帝明彥博等功，而琦功蓋不廢，至書其碑額曰「兩朝定策元勳」。易詆先帝之詔，欲傅會忠彥也。蘇轍龍川別志云：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為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諸公亦舊知之，乃定議草奏書，即欲上之【七】，而上疾有瘳，即止，堯臣私收奏本。後韓公當國，髃臣相繼乞選立宗子，乃定立十三使為皇子。及仁宗晏駕【八】，皇子踐祚，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為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富、文在，皆歸老于洛【九】。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皆被賞，而韓氏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平章軍國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于諸公，則始于堯臣，而其為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按：仁宗始不豫，乃至和三年，尋改嘉祐元年，轍稱二年，誤也。又此時韓琦在相州，轍稱宰相，亦誤也。文彥博私記云：初，先帝既下褒顯之詔，有云「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又宰相王珪贈彥博詩，有「功業迥高嘉祐末」之句，實敘上語。韓氏子孫、故吏，始大切齒。後忠彥自高陽入為給事中，數進見，陳其父勳，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議，殆同老輩造為之耳。據同老奏狀，敘琦之言，則前議固已知之。帝常謂丙吉、霍光之事，前後兩不相揜，而堯臣手蹟在前，不容有偽。忠彥訴不已，先帝察其意，大望不過自欲求進，非為父勳之不明也，遂自給事中超拜禮部尚書。王珪以謂遷之太峻，前無此例，蔡確獨左右之，帝曰：「此特以其父故，不可為例也。」故訓辭專以父勳為言，方且覬大用矣。明年，先帝登遐，而元祐初，劉摯、王巖叟皆在言路，皆琦之門人、故吏。琦治平中，薦摯館職，又忠彥常舉摯自代；巖叟久從琦辟在幕府，父子皆出琦門。忠彥與其子治又使巖叟與摯累疏申琦定策之勳，力詆同老之妄，乞付史官備書其事，屈公論以報私恩，結朋黨以欺聖聽，其跡如此。未幾，忠彥遷職，出帥定武，內懷怏怏。將行，復上書自列【一○】。歲餘召還，止緣勳閥，以致大用。御史賈易復承望忠彥風旨，附會摯與巖叟之論，更唱迭和，以是為非，詆欺先帝之聖詔，蔽惑二聖之聰明。蓋韓氏門人孫賁，賁黃州人，字公素，喻風旨于易，并錄忠彥、摯、巖叟之疏，與之使言，仍同草疏，故易所敘與忠彥之奏一一符同。韓琦書疏、詔諭獨藏琦家。又王同老、文彥博奏狀等盡在史院，並至和議論，迨今三十餘年，他人無得知之，而易何從而盡得之？乃賁錄于韓氏而與之耳。此宰執而下，中外士人所共知也，特以朋黨方盛，莫敢言者。易疏言六不可信，摯與巖叟之論大抵以同老所進詔草為不實，文彥博附會同老，以揜琦之功烈也。至易疏出外，忠彥遂自陳謝于簾前；又摯奏請檢出元祐摯與巖叟二疏，盡付實錄，令書其事，相為表裏，欺罔之跡如此。易言：「久在江湖間，熟聞其事，每懷忠憤，今始得言之。」且易前為諫官歲餘，既詳知之，自可言矣，豈可直至再為御史，忠彥執政，方遂論列？則朋附之跡自明。言「在江湖間聞其事」者，乃欲避孫賁陰受風旨之跡。又言「今忠彥方執政，而臣論其父勳，涉于附會之謗，孰若文彥博爵位極人臣之貴乎？使琦勳烈得明，雖死無所恨，何嫌疑之足避？」易為此言，巧欲蓋其附會，而奸狀愈明。其無所忌憚罔上如此。且琦之勳烈，英祖、神宗褒大顯著，炳然共明，未嘗掩蔽，固無待易等言之，則獨出于附會執政，非為琦發也。若使韓氏子孫零落不振，朝廷不錄其勳，則易為之言可矣。今韓氏果如何哉？為琦門人、故吏者，當以義報知己；為子孫者，當揚先父之美，可交利冒進，誣詆宗廟，上欺二聖，而自謂論報舊恩；發揚先德乎？使琦有知，當媿地下，故先帝嘗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也。」易又引蔡確自稱社稷之臣，盜定策之名，以謂其竊跡有自而來，蓋由彥博等竊琦之勳，故其流及此。易之此論，尤為可駭，則是彥博之罪大于確矣。且彥博未嘗自言此事以為己功也，先帝亦未嘗掩琦之勳，嘗曰：「正如丙吉、霍光，各不相揜，至和、嘉祐之事，前後相成，無相奪也。」蓋先帝不獨賞彥博等能建議定策之為難，而特以有功不言之為難，故聖意具載于詩、詔中，以為希世之高行也。易乃引確之事以為罪首，其說尤為險怪，蓋欲巧發以中上意，而入其奸言耳。緣中丞梁燾，琦舉館職；諫議大夫劉安世父子，皆琦與忠彥幕客，合為一黨，牢不可破，上下相應，邪說得行，無敢辨者。賁既通道，而巖叟出力助之。又方御史闕員，論者謂易為此，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不意江東部吏、知饒州鄱陽縣梅昌宗之子談以易在江東挾私怨，捃拾其父罪，方頥煉猶未竟，談詣登聞訴其父冤，且條上易奸私醜穢之狀十餘事，乞辨正，其跡甚明。奏既付外，而所附執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格談奏不下，卒平其事，言路無一人請治之者。其交結姦罔如此。緣忠彥既由舊勳，內挾中宮之援，外有間附之觽，去年六月，元祐四年六月七日，遂致大用，七月，其弟復尚公主。未幾，諫官范祖禹、□安詩等言：「祖宗故事，戚里、宗室不許執政，今忠彥弟既尚主，宜如故事。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恐自此啟例壞法，則宰執得以交通宮掖，非朝廷之福。」聖意方許候進財畢，而安世、巖叟輩出力庇之。至九月，明堂畢，范、□等再欲論列，而忠彥陰與摯先是移罷此二人諫職。其奸私如此。既而忠彥終以親嫌故事不自安，故又使賁等交通言者，稱揚父勳，為己之地，以固權位，易所以亟有此舉。且言路乃二聖耳目之官，而遂為執政鷹犬之用，顯為大臣論列，然則御史之設專為是乎？彥博方任師傅，易指為罔上冒賞之人，朝廷既不白其是非，又付之史官，以為可信。彥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辨，誠無所媿，然而朋黨之論，上詆祖宗之聖德，以制詔為不實，謂先朝為過舉，恐非聖時所宜有也，又非所以彰二聖之聰明，示天下以孝治。茲事甚大，誠係國體。唐李德裕貶制曰：「恭惟元和實錄，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蹟，為私門之令猷。」正如今日之事，豈可使一代信史，肆自改易，使傳疑于後世，兩朝聖作，擅加詆議，侮滅為不足憑，以徇朋蔽之私，而為交利之地乎？況自古聖賢，不以立君為功，蓋天命所在，非由人力，故介推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論。仁宗盛年無子，養英宗于禁中，親付大器。大臣遭際此時，奉行而已，何名為定策乎？雖使英廟未為儲嗣，而值仁宗上仙，中外屬望之久，慈聖之意已定，則知神器固有歸矣，恐不假琦之力也。私記不知誰作，稱「去年六月，忠彥遂致大用」，則作此時蓋五年彥博罷平章軍國重事後也。語多激訐，必不出彥博之手，鴜其子孫或門人、故吏輩為之耳 。「先帝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當檢。「御史方闕員，論者謂易奏此疏，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會梅談訟之。」案：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奏此疏時，任御史久矣，稱易冀得御史，誤。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蘇轍除中丞，易即請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禮部郎官，又改國子司業，旋出為淮東憲。稱「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謂超遷它官則可，若御史，則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誤，今不取。梁燾行狀云：御史賈易進呈劄子，言：「嘉祐策立，天下著聞，功在韓琦，他人豈得乘時妄意邀取？」宣讀次，簾中感傷之，燾曰：「琦不獨嘉祐之功，又有治平預建大計之忠，太皇必記其事。」太皇曰：「記得當時只說有韓琦一人，仁祖見英宗，便曾宣諭功在韓琦，後來慈聖光獻太后亦對仁宗備說本末子細。」燾對曰：「惟正人能成大功業。」燾與易蓋共攻文彥博者，今附見，候考。陳天倪作潁濱語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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