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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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 (第1/3页)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
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迨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
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前时曾静供词内说有：“国家选拔人才，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提议的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方法，斟酌研究损益得失后再推行才为更好”的言语。经查考，程颢先生熙宁年间有关选拔人才的奏折中说：“理应先诏命朝廷中亲近的贤良学者，各往下类推到百官执事，地方州县的官吏，细心推查寻访，把民间那些笃志好学、才能优异、品行修正的人，都将姓名记载成册，命令州县官员按期呈报。”
朕于雍正元年，即颁布有推举贤良方正的恩诏。近年以来，颁布有命各省州县官员延聘寻访那些孝友端方，既有理事才能而文章也可读看的学子，每年各举选一人的谕旨。又于雍正六年颁布有选拔贡生，不拘泥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通义明，品行修省人才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将有德行、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各举荐一人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朝廷内外各大臣，在京中的主事官以上，在京外的知县以上，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饱学之士，送往吏部中引见的谕旨。凡是程颢所奏议的方法，都是我已推行过的典制了。不想荐举贤良方正，各省却是荐举者寥寥无几。只有福建巡抚黄国材荐举彭鹏的子孙二人，都是童稚幼小无知，学问见识浅陋，根本不堪任用。到了浙江巡抚李馥所荐举的贤良方正之人，竟是个劣迹斑斑的棍痞，一心攀附权贵，营求荐举仕进，后经地方官员察出其中弊端，奏明参劾，查出赃物累累，条条罪行狼藉不堪。从这些事实来看，荐举贤良方正人才的做法，能够相信无私吗？自夏、商、周三代延续至汉朝，都是采用由乡里举选人才的方法。到了以后，各地刺史太守，得到专持征召人才的大权；九品中正制度，具有掌管选荐人才的便利。选用人才的权利已不在朝廷而落入地方官员手中，这种典章已不能继续实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之制，以考试文章科目选取人才。人的言论可以反映自己的心声，人们的文章，是先由积累知识经过深造提高才能写成的。从这些文章中又可以略知本人内心蕴蓄的志向和品德。如果专意注重于品行，就必然会出现以伪装粉饰而欺世盗名之徒，并且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很难窥探测明。经常见到一些谨言慎行洁身自好的人，一旦改变环境和地位，便可无所不为，毫无顾忌。所以，从《汉书》中史臣评论说的“敢于直言，具有独特操守的人，属于高风亮节，沉稳持重之类。等到仕进荣升的门路已广，便抛去窃取的名誉和伪装，渐渐变成奔况营取名利之徒，经常往豪门贵府，攀附拍马，请竭不止”的这些话，便可知道前朝的以品行选拔人才的方法，已经不足为评量铨选人才的准则，怎如科场应试文章科目的做法还稍微有些依据呢？宋朝大臣郑樵说：“科甲考试选才的途径，虽然不是古代圣贤举荐有德行的人的方法，而还是可以得到有才能的人。”
他的话已被事实证明是有道理的。况且我选用人才的准则，并没有限于科甲一种途径，而是多方鉴明选拔，每天孜孜不倦，只希望能获得贤良人才，以作为莅临政务职官的人选。虽说我用心良苦，而事情实在难办。这是朝中诸位大臣人所共知之事，又岂能是程颢奏议中所举的一种方法，所能全部满足我求贤若渴的心愿吗？至于程颢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学子，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任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中，以学业程度不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的学子，学业优秀者自县中送往州郡，更优者自州郡送往大学，逐级递迁，学业低劣者就以此向下逐级递降。如果要达到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这种方法迂迥遥远，难以实行。所以，在宋朝熙宁年间，便不能付诸实际执行，何况数百年以后呢？并且，本朝选拔人才，采用的即是古代举荐的典法。我这几年以来选用人才的做法，也可以说是详尽齐全了。曾静认为应当参考采用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
试问曾静，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果然有实效吗？今日应当如何斟酌它的损益得失，才是尽善尽美？可详细供说出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山野愚民，从前谬发狂言，固是井蛙之见，无当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时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其中损益变化，既详且尽，不惟非今人之谋虑所得及，并非从古圣贤之筹画所能备。直到今日，方知神化广运，无处不到。生天地之内，只有顺天地之化而已，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况当此极恶重罪之会，虽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钦恤无知，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宽宥重典。然在弥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战栗，自是无时无刻可释于怀，岂但感恩戴德，昊天罔极而已！又焉敢妄抒蚁见于经国大计万分中之一乎！不意我皇上宵旰图治，孜孜为民，既无一时少懈，复无一处不到，今明旨下颁，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损益方为尽美，许弥天重犯详悉再供。自古算君德之备，君道之尽，以尧舜为极。然孔子称舜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诸人，其言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其所问察世，亦只曰迩言而已，未闻察及于深囚重犯，不足齿数之人言也。况弥天重犯之山野穷僻、冥顽无知更甚者乎！于此可见我皇上虚中之极，用中之精，视当年大舜更进而上无疑矣。是不惟宽宥弥天重犯之重典，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即今日许弥天重犯之再供，亦属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我皇不特为明君、圣君，缵往古圣贤之绪而已，直继天立极，开万世之君统，立百王之大法，于天运再辟再造之中世。弥天重犯虽自量愚顽，本无说可以敷奏，然当此生民未有之盛会，焉敢不竭一线之明，因前供所未详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谓程子取士之法者，彼时无知，妄谓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争先一著之法。如欲禁民为盗，不在盗上禁，要推其为盗之源，或是为饥起念，或是为寒生心，如何设法安置，使之农桑不失业，衣食饥暖，则盗自止。又如欲士习善行，亦不专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义，道德通，理义明，则人自乐于为善，虽强之为恶，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争先一著，虽极之日用寻常、百工末技、农圃医药之小，亦必要从原本上做来，方得妥贴，况治天下之大乎！所以当时妄意谓要取士，必以教士为先，教土又必以明理义、通道理为要。然欲教士明理义，通道德，必先择教官之理义明、道德通者，方可以当其职。此弥天重犯前供谬妄，谓当参用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之法者，大意谓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系于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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