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玄宗拒谏九龄失望 挺之事发林甫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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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玄宗拒谏九龄失望 挺之事发林甫得意 (第1/3页)
在长安城外郭城的东北侧，坐落着一幢大宅院，门宇高大，富丽堂皇。这就是当朝宰相中书令张九龄的府第。自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为相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到现在已经四个年头了。
十一月的天气，寒气袭人，夕阳西坠，残阳如血，一个六十开外的老翁懒散地漫步在府第中的后花园里。这就是张九龄。
虽说是个花园，但时令已是冬季，早已花叶凋落，草木萧条，只有蜿蜒小径两旁的冬青树还披着绿装。在萧瑟的寒风中，偌大的一个花园里，张九龄独自徘徊，除被夕阳拉得很长的影子外，再没有其他人影，宁静中沁透出孤独与寂寞。
就像这萧条的景色一样，张九龄的心也是悲凉的。这种悲凉已经渗透出来，完完整整地挂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他紧锁的眉头、忧愁的面孔就能说明一切。
贵为宰相，名震朝野，本是极为风光体面的事。但这只是常人设想和猜度而已。对于张九龄来说，在内心深处更多涌动着的是苦闷。
这也难怪，张九龄本是一位刚毅之人，他有一颗效忠皇上的诚心，有一颗刚正不阿的直心，也有处理政务的卓越才能。可就是这样一个杰出人物，为相以来，尤其是近一年多来，在处理朝政事务时总感到不太顺当，大有雄才困顿于穷途之感。他为此极度地苦闷。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张九龄近来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有时候给人们的印象都近于意气消沉了。
知情的人都清楚，使张九龄陷于被动的是玄宗和宰相班子中的李林甫。张九龄对此当然也很清楚。
张九龄站在一颗丁香树旁，思索他与玄宗的不协调，分析着玄宗复杂的心态，回顾着他与李林甫几次公开的和隐蔽的争斗………
天空一群归雁的鸣叫声打断了张九龄的沉思，他漫步登上花园里的假山上，站在小亭子里，手扶朱红色的立柱，举目远眺。西边的太阳已经有一半落下山去，剩下的一半还正在顽强地散发着余晖。张九龄暗自思忖：自己的宰相生涯是否也像此时的夕阳已经走到尽头？
张九龄不怕丢掉宰相之职，因为他不是一个权力欲强的人。想当年，他任工部侍郎时，曾数次申请退归养亲，皇上均没答应。后来母亲去世服孝期满后，皇上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又固辞。但皇上不许，他只好就任。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张九龄懂得事物的发展有始就有终，有起就有落。更何况自己已经是六十四五岁的人了，卸任是迟早的事，这他能想得开。
张九龄虽然不在乎为相时间的长短，但却在乎为相时的良好感觉和体验。在为相时，他要追求有条不紊，游刃有余。这种愿望并不过分，因为他是具备这方面的良好条件的：他有聪颖过人的头脑，他有洒脱儒雅的风度，他有博学多才的素质。
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有玄宗的掣肘，有李林甫的作梗。对于李林甫作梗，张九龄能够理解，因为他们二人本就是两股道上的人。但张九龄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玄宗的掣肘。他对玄宗是忠心耿耿的啊！张九龄为难以与玄宗和谐相处而苦恼，为玄宗不能从谏而焦急。张九龄清楚地知道，早年的玄宗是励精图治的，为了社稷江山，他确实能够真心诚意地做到从谏如流。
早在开元元年，鲁陵尉杨相如就曾上书玄宗，提出：“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旨。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
玄宗对这些话特别欣赏，这正符合他励精图治的总体想法。前些年，玄宗在这些方面做得确实不错。
先天二年（公元７１３年）十月，玄宗利用游猎渭川的机会，密召担任同州刺史的姚元之（姚崇）到猎所，当即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出任宰相时，向玄宗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并说如果玄宗不接受，他就不奉诏。姚崇说出他的十项措施，玄宗一一表示支持。
姚崇说：“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以仁义为先，可乎？”
玄宗答道：“朕衷心有望于公也。”
姚崇说：“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黩武之悔；臣请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
玄宗答道：“可！”
姚崇说：“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三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
玄宗答道：“怀之久矣。”
姚崇说：“自武氏诸亲占据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班序芜杂；臣请国戚不任台省官，所有冗官、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
玄宗答道：“朕素志也。”
姚崇说：“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网者，皆以宠免；臣请刑法无亲，可乎？”
玄宗答说：“朕切齿久矣。”
姚崇说：“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玄宗答道：“愿行之。”
姚崇说：“太后造富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钱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官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
玄宗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
姚崇道：“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
玄宗答道：“事诚当然，有何不可！”
姚崇说：“自燕钦融、韦月将直言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所有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
玄宗答道：“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
姚崇说：“吕氏产、禄几危两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
玄宗潸然泪下，过了好一会儿说：“此事真可铭心刻骨者也。”
这十个问答，都是切中时弊的。玄宗接受姚崇的主张，力主革新，减轻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姚崇也因此获得“救时之相”的美名。
韩休为相时，玄宗纳谏的意识也还比较强，也能容得进谏的大臣。
韩休给人的印象是恬淡平和，与人无争，但他实际却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韩休担任虢州刺史时，因其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玄宗时常往来，此地常收缴税草，百姓负担极重。韩休奏请让其他州县共同承担。中书令张说驳回不许。韩休据理力争，不断上奏。同僚劝告他：“不要再奏了，否则，必忤执政之意。”韩休明确回答：“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为政！即使以忤上得罪，我也心甘。”
韩休为相之后，也敢于向玄宗直言进谏。
韩休初为宰相时，万年尉李美玉获小罪，玄宗严令流放岭南。韩休进谏说：“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大罪，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能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所在贪冒，第宅车舆，僭拟过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治美玉。”玄宗起初不能接受，韩休则力谏：“美玉小过而不容，伯献巨猾岂能不问！陛下如果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最后，玄宗觉得韩休说得在理，就同意治程伯献之罪。
韩休确是一个不徇私情、守正不阿的人，宰相宋璟曾感慨地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是直率，乃仁者之勇也。”
玄宗时常能够听到韩休挑剔性的意见和建议，不论是政务还是私生活，不论是单独相处还是大庭广众之中，韩休都能做到直言不讳。
玄宗甚至对韩休的进谏都有些发怵。在宫廷宴饮或在后苑游猎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场合，玄宗小有过错或不当之处，韩休都特别关注并及时指出来，搞得玄宗很被动。每有过失之处，他都会担心地问左右：“韩休知道吗？”有时，过错刚一发生，韩休的谏疏就呈送上来了。
为此，玄宗颇感头痛，曾多次面对镜子默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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