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机六世同梦 绝邪念万载常清
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机六世同梦 绝邪念万载常清 (第3/3页)
”之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江阴艺文志》凡例，认为是夏敬渠所作。赵景深《<野史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考证说：“夏敬渠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诸生。家贫。英敏绩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浣玉轩诗文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野叟曝言》等。又考证他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享年八十三岁。《野叟曝言》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即夏敬渠七十五岁前后完成。
《野叟曝言》与《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产生于同一时代，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许多独到之处，使之成为令人瞩目的别具一格的作品。鲁迅先生指出：“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先生也指出：“这部江阴夏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知堂回想录》）这些评价，不仅准确概括了本书思想艺术的特点，而且也充分肯定了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野叟曝言》是作者在幻想或白日梦中实现精神寄托的心灵史。作者夏敬渠立志高远抱负不凡，但却一生不得意于科场，至老经猷莫展，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学问、才华、梦想都付诸小说，来从幻想中求得精神上的满足。书中的主人公文素臣，就是夏敬渠人格理想的化身。作品第一回就对他做了全面的介绍：“这人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这实际上不过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写照。和作者夏敬渠一样，主人公文素臣也是一位屡踬科场的落等举子。然而，正是这位为朝廷所抛弃的落民举子．却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自己的奇才导能“出太上于虎狼之口，救圣驾于水火之中，存一线之社稷，复万里之河山”，挽救了整整一个王朝，这就了一个异端灭绝、正教昌明、万国来朝的兴盛时代。作者借飞娘之口赞美说：“满天下只靠着文爷一个”、“皇上非文爷不能救，东宫非文爷不能安，天下非文爷不能治，君即文爷，文爷即君”（第113回）；又借皇上之口说：“以先生之功．即朕亲跪以奉亦不为过”（策114回），“枉直不明，此朕所以几为亡国之君”（第115回）。如此赞美一位落第举子，真乃千古未有之惊世骇俗之语，不仅给至尊至傲的历代帝王以强烈的讽刺，同时也为千百年来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一吐愤懑不平之气。
然而，夏敬渠笔下的文素臣，毕竟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素臣”之称，显然是要表示效忠素王孔子之意。全书以崇正辟邪为大旨，力倡遏邪说、卫圣道、辟佛老，紧紧围绕“镇国卫圣”四字，突出歌颂文素臣的救世功迹，结末又以梦境方式将文素臣列坐于辅佐明君圣王的“阜阳、伊尹……颜子、曹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两程子、朱子”等先圣贤之末，俨然把他塑造成文足安邦、武能定国、仁孝智勇、忠心报国的股肱之臣。这就深刻地表明，作者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理念的束缚。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历史归纳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衡之以《野叟曝言》，“君即文爷，文爷即君”的功名震主的文素臣，作为夏敬渠人格理想的化身，实质上仍不过是一名“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高等奴才。一万面竭力追求人格价值，一方面又甘心沦为封建理念的精神奴隶，这种二重人格心志，岂非中国文士莫大的历史悲剧？
《野叟曝言》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各地的风土人情的生动描摹，也颇具特色。小说以忠奸斗争为母题展开恢节，描写了上至昏庸的皇帝，擅权的宦寺，钻营的官僚，下至如狼似虎的差吏，凶残贪淫的和尚，啸聚山林的强盗等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以质朴而真实的笔调再现了那个世风日下的千疮百孔的衰败的社会，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腐败，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作者见闻颇广，阅历极深，还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挥笔泼墨，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风俗画面，有些描写，几乎是将历史片断又再现出来，为我们积淀着生动形象、丰富多采的风情习俗大观。举凡各地之山野风俗、市街商行习俗、衣食习俗、军事战争习俗、乃至印度、蒙古、扶桑等海外风情习俗，可以说，凡人世间的民风民俗，都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此外，由于作者学识渊博，也使之把海内外人类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诸如经术、道学、诗才、文才、医术、武术、韬略、算学、天文、地理、经济学问和史才，融入故事情节而得以多方面的展现。
《野叟曝言》自始至终仅以主人公文素臣一人为主角而一线贯穿。这种特殊的结构形态，在中国章回小说中实在并不多见。由于作者把《野叟曝言》当做抒写个人才情和寄托幻想的工具，并以文素臣自况，通过其一生事业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追求，因而势必把文素臣做为全书的结构核心，从而为之创造一个自足的生活世界，来表现他的完整的人生观。台湾学者张健先生在《中西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歧异现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小说中缺少以少数人物为主体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重视人的价值，但往往是肯定人在家族中、社会中乃至全人类中的价值，而不是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偏向个人情怀的作家，但大半是诗人。因此，中国小说尽管有《红楼梦》、《水浒传》等注重人物的作品，却极少以一二特殊人物为题材的小说……比起西方小说史上的成例之多来，真是望尘莫及。”以多数人物为核心还是以少数人物为核心，自然不能决定作品价值的高低，当然也不能据以判断作品艺术上的优劣。然而，《野叟曝言》以其独特的结构形态，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缺憾填补了空白，却毕竟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由于受说书艺术的影响，基本上都未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野叟曝言》始终以文素臣一人为贯穿线索，则有意无意地借文素臣一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从而也就造成作品的许多章节经常以文素臣为视角人物，把故事限制在文素臣的视野之内，靠主人公的见闻来展现故事。这便为《野叟曝言》突破全知叙事传统，极大地倾斜于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二者的审美效果各有优劣，前者具有更便于自由转换时空的特长，因而有利于表现广阔的社会人生；而后者则更易增强小说的真实感，从而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因此，这两种叙事方法本身其实并无轩轾。然而，由于全知叙事传统的影响极深，因而势必造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角度过于单调，这便不能不令人为之遗憾了。这种局限，在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小说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才有了真正的突破。因此，若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角度看，《野叟曝言》在限制叙事方面的长足进步，也就不能不给予应有的肯定。
《野叟曝言》的性描写独具特色，不落俗套。不仅内容丰水而且描写出色，足可使其它作品包括某些名著相形见绌。例如作品多次写到文素臣与鸾吹、璇姑、素娥的性的关系，都十分注重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之中各自的情与理、恩与爱、原欲与道德、压抑与追求等各种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冲突与交融，从而通过错综的情感纠葛来刻划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第17回总评即分析指出：“却色至此回而极矣……鸾吹并未同床会被，其拥挽抱负皆本侠肠，无情丝牵绊；璇姑虽宛然在床，而为德不卒，谊士爱称，却之尚易；至于素娥则既感其恩，复许为妾，而当此赤体拥抱，哭泣求欢，犹且决意绝之，不亦太上忘情乎？噫，难矣！……却鸾吹，当却者也；却璇姑，可却者也；却素娥不当却而又不可却者也。夫至不当却、不可却而终已却之，素臣定为天下无―正士，岂虚誉哉？”由此可见，《野叟曝言》把握性描写的分寸，是准确的。它既不专注于性交动作的摹写，也不噗唤不休、连篇累牍地去展览各式性交的过程和描述性交时的肉欲快感，以及各种纯生理的感受，而是力图通过性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情感奥秘，从而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类似描写，作品中还有许多，除了揭示性格与心理之外，还常常通过性关系而辐射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这种不落俗套的艺术创造，在中国小说的性描写中，确属难能可贵。当然，在《野叟曝言》的性描写中，也有一些失之庸俗的败笔，流露出作者的不健康情调与变态心理。这也是应当予以充分正视的。
《野叟曝言》初刻于光绪七年（1881），为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继刻于光绪八年（1882），为申报馆排印本。后出的其它版本，都是这两种刊本的翻印本或改编本。两个刊本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为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且多残缺；后者则为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不仅多出二回，而且无一缺损。学界一般都认为汇珍楼刊本是原本，而申报馆本则出于他人增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说：“迨印行时，已小有缺失；一本独全，疑他人补足之。”但也有人认为，光绪八年的申报用本实际上是把原作副本排印而成，而不是后人的增补本，因此较光绪七年刻本更接近原作的面貌。我们这次标点整理，即采用光绪八年的申报馆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其他版本。对于底本中出现的误排的错字，一部分据其它版本参校改定，一部分则根据上下文意判断改定。限于我们的水平，校点中难免有疏漏和贻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