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四（十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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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缴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银牌使者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省钱百陌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二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绢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肯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宫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自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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