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第十二（十三则）

容斋四笔·卷第十二（十三则） (第2/3页)

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汉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格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阍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的然。高租、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严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当宫营缮

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滴知徐州膝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娼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字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懈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己。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好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治历明时

《易·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欲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仕宦捷疾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绊、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毯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矩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毯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资赐，遂眼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閤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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