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下·滕文公章句下
卷六下·滕文公章句下 (第2/3页)
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奄，东方无道国。武王伐纣，至于孟津还归，二年复伐，前後三年也。飞廉，纣谀臣，驱之海隅而戮之，犹舜放四罪也。灭与纣共为乱政者五十国也。奄，大国，故特伐之。《尚书·多方》曰：“王来自奄。”《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书》，《尚书》逸篇也。丕，大。显，明。承，缵。烈，光也。言文王大显明王道，武王大缵承天光烈，佑开後人，谓成康皆行正道无亏缺也，此周公辅相以拨乱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言孔子之後，圣王之道不兴，战国纵横，布衣处士游说以干诸侯，若杨墨之徒，无尊异君父之义，而以攒议於世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公明仪，鲁贤人。言人君但崇庖厨，养犬马，不恤民，是为率禽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言仁义塞则邪说行，兽食人则人相食，此乱之甚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闲，习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惧圣人之道不著，为邪说所乘，故习圣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说与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抑，治也。周公兼怀夷狄之人，驱害人之猛兽也。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此诗已见上篇说。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击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诐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与人辩耳，岂好之哉？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自谓能距杨、墨也。徒，党也。可以继圣人之道，谓名世者也，故曰圣人之徒也。
[疏]“孟子曰：予岂好辩哉”至“圣人之徒也”。
○正义曰：此章指言忧世拨乱，勤以济之，义以匡之，是故禹、稷骈踬，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污，圣贤若此，岂不得辩也。公都子问孟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与杨、墨之徒争辩，敢问是何如？“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岂好与彼争辩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辩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至“上者为营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来，至于今以久矣，其间一治一乱甚多。当尧之时，水逆势而流行，泛滥浊於中国，蛇龙由是居处於其间，民亦无所安其居处，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树上为巢，如鸟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凿为穴窟而处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书》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惧我，此盖舜言，故称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则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也，因其势顺而流注之海；又驱遣蛇龙而放之菹。菹，泽生草之所也。於是水从地中流行，故不泛逆，所谓导江导淮导河导入汉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险艰阻既以远去，而无泛滥之患，鸟兽之害於人者遂消灭，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谓水逆行，泛滥於中国，蛇龙居之，为巢、营窟之难，於是免矣。“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至“及纣之身”，又至“咸以正无缺”者，孟子言自尧舜既没之後，圣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兴，乃毁坏民之宫室以为之污池，而民皆无所安居休息；又弃五谷之田以为之园囿，而恣游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饥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伪之说，为奸寇之行。又作园囿污池，於是草木沛泽茂盛，而禽兽至众。及纣之世，又为大乱，周公乃辅相武王，诛伐其纣，又伐奄国，终始三年，讨戮残贼之君，乃驱逐飞廉谀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杀之，遂灭与纣共为乱之国者有五十国，然後驱遣其虎豹犀象之野兽而远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悦，而归武王。《书》所谓“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是斯之谓欤。盖言大明文王创始之谋谟，大缵集武王之功烈，佑开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无亏缺也。後人是谓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灭，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而害人正心，故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之经。盖《春秋》者，乃设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至“是禽兽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圣王无有兴作於其间，诸侯乃放恣为乱，布衣之处士乃横议而游说於诸侯，於是杨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满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归从杨朱之为己，则归从墨翟之兼爱。以其为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君也；兼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之类也，非人也。“公明仪曰”至“率兽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仪有云：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栈厩之中多养其肥马，而下民以有饥饿之颜色，郊野之间以有饿死之莩者，如此是国君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为此惧”，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杨、墨自为、兼爱之道不熄灭，则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说欺诬其民，而充溢掩其仁义之道也。仁义既以邪说充塞而掩之，则不特率兽食人，而人亦将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为此恐惧，乃欲防闲，卫其先圣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杨、墨，放逐其淫辞，使邪说者不得兴作於其间。所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此盖说在上篇，此更不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复自尧至於孔子再详总说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驱逐暴兽，而人民於是乎得宁静；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贬著，而乱臣贼子於是乎恐惧之。“《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说在上篇详矣。孟子言如是则无父无君者，是周公所欲膺击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灭其邪说，距止其险陂之行，放逐其淫辞，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圣者，岂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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