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 第九十三回 大江东去
风起云涌 第九十三回 大江东去 (第3/3页)
抗旨离京，是为了黎民百姓。其实，据小生所知，云将军所为也是为黎民百姓，只不过是被孙大人误会了。”
孙嘉淦冷冷道：“老夫不懂，云野杀死吴维安全家，是为哪一方的百姓？”
范昭微微一笑，道：“吴维安小人也，在乡里声名不佳。当年助纣为虐，查抄云将军满门，想必也做了不少执法犯法的坏事。如今，上天假云将军之手，除去这个恶贼，请问孙大人，上天有错么？”
孙嘉淦哪里敢非议上天，思想陷在范昭的逻辑里，一时跑不出来，当下只落得个瞠目结舌。
范昭微微一叹，道：“我虽然没有吴维安执法犯法的直接罪证，但是，孙大人何尝不是听信了某些传言，就参奏了云将军呢？倘若云将军不杀吴维安，请问孙大人，那些被吴维安害死害苦的人，是不是就眼睁睁的看着吴维安逃脱了朝廷律法的制裁？！如今孙大人冒死参奏云将军，被吴维安害死害苦的人，又如何看待孙大人呢？”
乾隆觉得范昭说的有趣有情有理，暗暗赞赏。
孙嘉淦道：“何以见得，上天是假云野之手？”
范昭暗笑：“等得就是你这一问！”范昭道：“孙大人既然上奏云将军之事，可知道人犯之中有一个吴苦儿？”
孙嘉淦点点头。
范昭道：“吴苦儿撞死公堂前曾说：‘明儿我就十七岁了，算命先生说的可真准’。依此看，吴苦儿命当该绝。孙大人将吴苦儿之死归咎于云将军与朱知府，是否无视天意？上天有好生之德，若是命中注定，那也怨不得别人。”
怨天尤人，范昭的帽子越扣越大，孙嘉淦的额头渗出细细汗丝。
乾隆信佛教（藏传密宗），闻言暗暗点头。
范昭道：“其二，社会不公是民变根源。云将军收取过往商船的水运费，固然违法，但是，云将军却使母亲与夫人将所得钱财散于贫民，云将军的母亲和夫人，因此博得了‘活菩萨’的名声。孙大人，云将军这是在替过往商船扶危解困，行大善事啊。”
孙嘉淦颤声道：“云将军即使做善事，也不能违法收过往商船的水运费吧？”
范昭道：“孙大人，自顺治帝立下‘永不加赋’的祖训后，大清朝的赋税就没有增加过。朝廷养了这么多的人，怎么办？前年皇上平息金川判乱，还得靠扬州盐商捐输银子。但凡商人有些公心，就不会一心想着多赚钱。商人如果能把些许利益让给贫民百姓，这不是在为皇上分忧吗？商人做不到的，云将军替商人做到了。云将军不惧得罪红顶商人，不惧名声有损，先天下之忧而忧，堪称百官楷模啊。”
孙嘉淦答不上来，彻底闭上嘴巴。
乾隆瞧得甚是有趣。
范昭道：“老大，云将军绝非贪赃枉法之人，否则，云老夫人和云夫人不会被镇江人尊称为‘活菩萨’。百姓之言，视为官声，朝廷对云将军的褒贬，关乎民心，不可不慎啊！云将军所为，实为变个法子劫富济贫，为天下大公，为皇上分忧。皇上南巡，免去江南多地百姓的赋税，使百姓真真正正沐浴皇上的恩德，乾道昌隆，久盛不衰。”
乾隆沉吟不决。李总管瞧出乾隆已经被范昭说动，遂禀道：“皇上，奴才以为，孙大人是为国为民，云将军也是为国为民，只是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孙大人和云将军，都是大清的忠臣哪！”
乾隆拿定主意，道：“孙嘉淦，朕念你抗旨离京是出于忠心，不治你的罪。云野的事，你就别管了，退下吧。”
孙嘉淦再无话说，谢恩退下。
范昭松了口气，暗道：“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事后不久，孙嘉淦必定会发现我话中的破绽。但是，老大（乾隆）已经做出决定，那时就不会再听孙嘉淦的了。”范昭转念一想：“刚才我欺负孙嘉淦，他是君子，我不成了小人了嘛？汗颜哪！”
乾隆把范昭拉到一边，小声说：“云野做得太过明目张胆，朕脸上也不好看，你给老大出个主意。”
范昭灵机一动，道：“老大，云将军刚刚救驾，此时降罪不是寒了人心么！”乾隆点点头。范昭道：“只要将云将军的行为合法化，就无人再说闲话。”
乾隆问：“你是说，要朕下旨，云野奉旨行事？”
范昭微笑点头，道：“吴维安之事可以不了了之。云将军建忠义堂，收过往商船的水运费，数额一定不少。我去给云将军说说，首先要为朝廷赋税分忧，不要眼里只有穷人。”
乾隆喜形于色，道：“好主意。你传话给云野，做好了，朕赏赐他入旗。”
乾隆回到扬州，果然下了一道圣旨，升云野为正五品，率领漕运水军巡查长江水运安全。云野早听到消息，御史孙嘉淦冒死离京面圣参奏于他，正为此事忧虑，不料喜从天降，乾隆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升了自己的官职。云野以为，自己以腐败亡清得天独厚了。云野正欢喜时，范昭差李义去镇江告以实情，云野才有所收敛。
注1：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下了一道很长的圣谕，对帝王庙入祀帝王的增减做出较大变动。乾隆首先肯定了崇祯皇帝。他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所以，乾隆把崇祯的牌位添进去，而不入祀万历、泰昌、天启，在乾隆看来，实乃“千古大公定论”。
注2：雍正元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