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第1/3页)
在明朝中后期，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安平乐道"已经不再成为士人的人格理念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成为当时商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但究其原因，有很多种，正是在诸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使士人经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将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寻求促成士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系列原因并进行扼要的分析。
一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有了很大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无疑对士人的守旧心理也是一次重要的冲击。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且看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他的"格物论"，时称之为"淮南格物"。而强调个体的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的"保身爱人"说，又是"淮南格物"中最具特色的内容。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他对《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解释很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修身就是立本，而立本也就是为了修身。由于入仕做官有时会导致"害身"的结果，所以王艮对做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保身"的基础上，王艮又进一步提出"爱人"的主张，并把"爱"视作维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他因此认为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1](p.543-544)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这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爱应该是有等级和差别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背叛，也有利于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反思。
以上的所列举的王艮的"保身"、"安身"的说法，是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如王栋反对遏人欲，他认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圣门有用来遏制人欲的教法。在这点上，何心隐更是大加发挥，他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2](p.40)"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2](.p.19)由此可知，他实际上把人欲与天性等同起来了，赋予了人的物质欲望以很高的地位和价值。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3](p.4)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4](p.544)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扩大了世人的思维空间，有利于新旧思维的更新。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隆庆、万历时的宰辅低俗作品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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