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第2/3页)
删除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启蒙思想家李贽对商人也寄以同情，他认为商人没有可鄙的地方，他们既要拿出数万的资本，冒很大的风险，还受官吏的侮辱，在市场上还要忍受诟骂，可以说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及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从而为一般儒者弃儒就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弃学经商的热潮。
二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明朝中后期封建同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p.103)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体现于当时的社会各个角落。
例如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其《辽阳海神传》中曾介绍了徽州的商俗。按照当地的习惯，外出经商者，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他的收获多少，赚的钱多的人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者不赚钱的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6](p.87)
这种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态。据《歙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歙县的风气是"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6](p.88)这正是由凭赚钱的多少来判定贤与不屑的价值标准的影响的结果。在金钱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血缘上的感情和联系，甚至以牺牲宗法关系为代价，作出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事情。
这种"求利"的风气给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河北宝坻小镇林亭过去曾经家弦户诵，大约有专馆延师教读者十数家，即附近村庄，多习儒业，故入胶庠，食禀饩，贡成均者，概不乏人。七十年来，渐式微矣。"[7](p.37)世人对文化的淡化，对赖之以生存的士人来讲无非是一种打击，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士人斯文扫地，他们意识到没有经济地位便不能让人仰慕，于是"重财尚利"便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除了上述两种因素导致士人经商外，还有以下诸多原因，现一一列举如下并加以浅要的分析：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发展和士人弃儒经商也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统治阶层中垂涎工商之利，去经营工商业的缙绅大夫不胜枚举。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玠家里蓄养了很多的织妇，到年终便将丝织物拿到市场参与买卖；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地有十多家；大官僚王世贞家里也有大量的典当在外，每年得利很多。即使是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皇家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他们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一切从客观上也刺激了部分士人的经商积极性。明代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经商也有重要影响，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文化控制的目的，广建官学并放松了对入学及科举资格与身份的限制，这一方面导致了求学人数的增加与士群体的扩大，由于学校体系的相对开放，极大的改变了明代"士"阶层的社会构成，出身于中、下层庶民家庭的子弟日渐占据了主体地位，明代中叶之后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平民文人的兴起便是极好的例证。顾炎武也曾认为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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