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根由 (第3/3页)
"生员"中约有十分之七是依靠这一身份来达到"保身家"的目的的。明代生员虽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决达不到富家兴族的地步。而出身于豪宦富家的子弟凭借"权"、"钱"是无须依靠这种卑微的身份来"保身家"的。因此，这十分之七的生员应当是出身于中、下层家庭。因为只有他们才最需要依靠这样一种身份来庇身保家的，这也注定了明代中后期士人生计日窘的基本格局与趋势。关于士人贫困的问题后面的内容还要详细的谈到。另外，由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也出促动了社会等级观念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身份标准向四民之中，只有士是最尊的，但没成就的士人连农民和商人也不如的标准的转化，表面上看来这种等级标准将"士"摆在了首位，但这只是基于"士"科举成功前提之下的，作为那些"无成"或"尚未有成"之士，正因为生计维艰与生活的贫困才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观念中排在了农、贾之后。毕竟进入仕途可以食禄于君者只有十分之一。而对大多数仕途无望者来说，治生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弃儒就贾就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明代实行的捐纳制度，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途，同时对知识分子也颇具有吸引力。这也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原因。有钱即可以捐官。"凡文武擢升，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8](p.5540)对于那些想做官而又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来说，先筹集一笔钱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筹集经费，"就贾"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捐纳制度的推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曲线入仕"的道路，欲入仕，先经商。以至于古代士之子才能恒为士，后世商人的子女才能入仕，造成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的局面。
明代中后期士人自身的穷困是造成他们经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伤者，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9](p.164)士人生计的困窘与贫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本不足以为奇，但在明代却有了普遍化的趋势。士人生计的贫困化在明代初叶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中叶以后，尤其晚明日渐显露出来。明朝有士人曾对明朝时候的贫困程度与古代相比较时说了大致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古人穷是以不举火为奇怪，现在明朝的穷是以举火为奇怪。这话虽不无调侃，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士"对其生活日渐贫困化的一种敏锐感应。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也可以从明代政府采取的某些行为和举措中得到很好的印证。例如明代的学田本来是为供官学师生祭祀、俸禄以及笔札之用，但在明中叶以后却出现了许多专门用于资助贫士问学的学田。尽管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与当时吏治的腐败，使这些"以赡贫士"为目的的学田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能发挥太大功能，但它却从侧面向我们反映出了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士人的贫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的事实。但是明朝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被动性，它一般只对业已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事物或事件采取措施，倘若明代士人的生活的贫困程度与普遍化维持在其先前的水平与状况，并且未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明朝政府是不会如此竭力"以赡贫士"的。对于士人的贫穷，江苏昆山人龚炜也曾抱怨，"士贫难为工"，[10](p.135)他说："国有四民，农、工、商皆自食其力，士则取给于三者，得食较逸，然舌耕笔畦，短褐不完，往往视三者为更苦"。[10](p.88)当时吴下有谚，"穷不读书，富不教学"。[11](p.53)"盖穷人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矣，此固势所不能也"。[11](p.53)经济上的保障是人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正因为广大士人的穷困潦倒，才使他们将生计问题置于读书之前，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极世俗的又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谋生出路——经商。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经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完全
的放弃他们的学业，有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继续他们的仕途梦。
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的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士人在当时的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下而迫不得已的化被动为主动的做法。也是一种适应客观形势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士人弃学经商现象的产生有很大的客观性。而我们所看到的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现象正是在诸多主客观原因的共同支配下而形成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