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0 章惇和司马光第二次较量
一五0 章惇和司马光第二次较量 (第1/3页)
司马光没有听错，确实是苏轼在叫他。
苏轼自从元丰七年正月离开黄州，一路游山玩水，访朋问友，到金陵已是七月，这之后去真州，继而游镇江、扬州，到常州任上时，已是元丰八年的三月。几天之后，赵顼驾崩。与各州县官吏一样，苏轼也在引颈鹄候京都的消息。到五月中，诏书来了，苏轼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接到诏书便离开常州去登州，到得登州，已是九月了。一路上走了四个月，还算是没有多耽搁。但到登州只五天，诏书又到，召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刚到汴梁，又转任起居舍人。苏轼已饱经忧患，受尽困顿，身处密近，骤履要地，真正是心有余悸。其时蔡确尚未辞相，苏轼找他请求外放，蔡确没有答应，话也说得很客气：“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这之后不几天，苏轼又迁中书舍人。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回到京城，任右司谏。兄弟俩在汴梁团聚，又各任要职，竟然是喜忧参半。
苏轼既然能在举目无亲的黄州用不多时间便融入其间，东京汴梁是旧游之地，朋友又多，又有弟弟苏辙相伴，日子过得欢娱乐和，再与黄州相比，不啻天壤了。苏轼又举荐黄庭坚为校书郎，举荐秦观为太学博士。黄庭坚和秦观，与当时同在史馆的晁补之、张文潜均为一时俊彦，风流儒雅，照映当时。这四人追随于苏轼左右，苏轼虽未以师道自居，其道德文章却也算得上是诸人的领袖，天下后世便称此四人为“苏门四学士”。因苏轼的“乌台诗案”而贬黜的王诜、王巩也被起复回京，所谓兄弟聚首，友朋凑集，文酒赏适，苏轼是乐在其中了。
如果苏轼在公务之余与友朋或登临宴饮，或诗歌赠答，或由侍妾朝云泡点密云大团龙茶以之品茗闲话，并且乐在其中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管起了闲事。
司马光上疏言免役法五害，请罢免役法，苏轼不以为然。苏轼在杭州是通判，因当时杭州没有知州，苏轼便是事实上的知州。之后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之职，他对免役法利弊的理解比司马光要客观得多。他没有上疏言事，而是直接到通议事都堂找司马光理论。他走到离都堂不远处，见司马光送蔡京出来，正返身要回都堂，遂出声叫了一声“君实”。
司马光闻声转过身来，对苏轼笑道：“原来是子瞻，来都堂找我吗？”
苏轼走得离司马光近了，拱手笑道：“轼见过大丞相。”
苏轼从舍人院到都堂见司马光，是冠袍带履穿載齐整的。他与司马光的关系算得上是亲厚，便是从登州回京也是司马光举荐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时，因章惇时常戏侮，弄得十分头疼，又是苏轼对章惇说了话，司马光才得以安。但中书舍人见宰相是下属见长官，行礼却也是必须的。司马光在苏轼面前自然不会以宰相自居打官腔。今见苏轼行礼，也就还了一揖，说道：“子瞻将有何事言于光？”
苏轼说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苦，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苦，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司马光说道：“依子瞻之意，该如之何？”
苏轼说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苏轼兜了一个圈子劝司马光不要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道理既说得透彻，意思也很明白。苏轼固然上来把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打五十大板，其间曲意，赞成的却是免役法。他把免役法的役人与农民分开比之兵与民分开，并看作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个“易”，是指“改变”，即不能再改回去。后面的“盖未易也”，是说“不容易”，这是苏轼把话说得和缓一点，希望司马光能够接受。司马光却还是听不进去。他说道：“免役法之五害，我已说得明白，早一日罢则多一日利，子瞻如何还劝我缓罢？”司马光说这话，语气中透着不快。话一说完，也不与苏轼招呼，转身走进通议事都堂。
苏轼是什么人？司马光把他干凉在都堂之外，他能罢休？苏轼随即走进都堂，对司马光说道：“公固已陈免役五害，然所陈非是，如何便可骤罢？”
苏轼这话已有责问的意思，司马光更听不进去了，忿忿然之色现于脸上，只不理睬苏轼。苏轼不依不饶，又说道：“轼尝闻公言之，当年韩琦剌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琦不乐，公亦不顾。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
苏轼提起旧事，司马光不得不有所表示。他笑了一笑，向苏轼作了一个揖，算是承认刚才态度不好，但对苏轼所言，却仍是不听。苏轼见无可再言，也向司马光拱手后退出都堂。
苏轼在司马光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司马光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尤其使他不快。回到家里，边卸巾解带边大声喊道：“司马牛！司马牛！!”
苏辙先已到家，闻声走出，笑道：“大哥回来了，谁是司马牛？”
苏轼说道：“还有谁？司马光是也！”
苏辙又笑道：“原来是君实，果真固执如司马牛吗？”
苏轼说道：“君实做了宰相，脾气也见长了！”接着便把自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