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章、设计院杯（3）
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章、设计院杯（3） (第1/3页)
当然，也不乏一些清贫人家，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尽砸锅卖铁之力，不让塾师在待遇上受委屈。但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且又吝啬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说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满微薄的待遇，很是尴尬。
说到这里，很容易就联想到如今，情况其实真是差不多。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
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这一点上，很是可叹啊。）
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组》中曰：“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
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
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
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宜云南，乡人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
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念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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