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结束语：面向科学学-1
第二十章 结束语：面向科学学-1 (第1/3页)
现在人们往往越来越多地见到“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这个词。它的涵义是什么？科学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将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家的心理学结合起来，对科学家的活动和科学的发展与方法论作出概括性的解释。这既包括对伟大科学家的知识成长与工作作风或风格的归纳总结，也包括为科学知识的逐渐进步作出贡献的其它科学家大军的有关方面的概括。
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曾提出过很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不少问题。
例如，关于新研究传统的起源、繁荣、衰退、被取代的规律是什么？有没有科学革命？
如果有，它们的兴衰演变是否和Thomas Kuhn的观点相符？科学和科学家的环境背景中哪些因素对科学革命（或至少是科学革新）至关重要？新技术、新观察方法、新实验手段与新概念比较起来对科学进步的影响孰为重要？另外，进行新的实验和收集新的观察事实是否只是为了检验新假说或新理论？
从过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科学学说一经提出就被普遍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有一种全面的关于科学的学说，涉及发现与解释。然而由于近十几年对之展开了广泛的批判，表明如果它还站得住脚也必须作极大的修正，我在这里不拟详细介绍。为了取代这一学说不少人尽了很大努力（如Popper，Feyerabend，Lakatos，Laudan等），但综合还远没有完成。
科学社会学家（如Merton）的一些观察研究和概括从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就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看，实际上对情况的阐述也很出色。然而他们所涉及的问题相当专门，例如多重的独立发现或科学家奖励制度中优先权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社会学家能够或即将能够宣称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科学的全面社会学。我们迄今所有的只是“面向科学社会学所作的准备”。
过去已经发表的涉及科学学的着作严重地偏向物理科学。下面的意见和评述可能作为将生物科学更明确地引向这一领域的尝试。遗憾的是我还不能撰写一本全面的生物科学的科学学，我所能做的只是像叔本华为他的名着所起的书名《附加和补充》。我希望这能鼓励其它的学者比我做得更好。
20．1 科学家和科学环境
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家的观念发展过程。每一新观念或修正的观念都是在企别科学家的头脑中产生。历史家已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且也在科学用语中得到反映，例如我们指的孟德尔定律、达尔文主义，或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了简单起见，在科学史中往往将伟大学者或概念革新家的思想以一种好像是固定不变坚如磐石的形式加以介绍。当提到1809年的拉马克或1859年的达尔文时就似乎达尔文思想观念的发展，疑问、犹豫、前后不一、矛盾以及思想的反复变化并不存在，他的思想发展被说成是合乎逻辑的推论与结论的链条。当历史学家开始批判性地研究达尔文的着作和通信之后就发现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特别是当他们分析研究了达尔文的笔记和未发表的手稿（1975；1980）之后。
Limoges（1970），Gruber（1974），Kohn（1975；1980），Herbert（1977），Schweber（1977）以及Ospovat（1979）都先后指陈传统的介绍达尔文学说诞生的方式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例如达尔文在物种形成的观点上在1850年代就发生过巨大变化（Sulloway，1979），而且他在1870年代比1850年代更相信软式遗传。
很多着名科学家的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成熟过程并且往往会有反复。
例如林奈起初非常强调物种的不变性和永恒性，但在晚年却提出物种通过杂交的起源学说。拉马克到了55岁还坚信物种不变，然后却又承认进化，但在随后的15年或20年又从直线进化转而为树状进化概念。壬席、萨姆勒、迈尔在年轻时都是新拉马克主义者但后来又完全接受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某些伟大科学家往往最经常改变他们的观点而且改变得最彻底。如果不了解思想家思想的排列组合就无法了解他一生中的思想影响。这对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天体论》（1755）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判断力批判》（1790）的康德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三位思想家。科学家终其一生不改变他的主要观点的可能是极少数。就我所知还没有人专门研究伟大科学家思想的急剧转变（其中有一些是真心实意的转变）。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没有解答的问题。这样的变化是否以特殊的频率发生在特定的年龄？是什么事引起这类变化？是否某些科学家在其晚年当真要“倒退”？
科学家所作的解释都是假说，所有的假说又都是试探性的。这些假说必须永远接受检验，一旦发现不合适就必须加以修正。因此，科学家、尤其是着名的科学家，改变主意不仅不是弱点反而是不断关注有关问题和有能力一再检验其假说的明显证据。
不同科学家的性格也各不相同，有很大差异，这左右着他们的研究风格。Ostwald（1909）将科学家分为两类：浪漫型和正统型。浪漫型才思敏捷，念头层出不穷稍纵即逝。这些念头中有一些极有创见，另一些则平庸无奇甚至荒唐可笑。这一类型的科学家对他的不那么称心得意的想法或念头一般都毫不犹疑地加以放弃。相反，正统型则专心致志于修补业已存在的东西。他们乐于对一个问题楔而不舍贯彻始终。他们还愿意维护现状。Solloway（1982）根据统计分析指出长子长女和其弟妹的性格有很大差异。长子长女偏于保守，往往很符合Ostwald的正统型。在科学革命中他们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模式。后生子女则不同，偏向革命和提出非正统的学说。
没有人比达尔文对有成就的科学家的思维活动阐述得更确切。他反复讲过没有“推测”他就无法进行观察。他见到的任何事物都在头脑中引出问题。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灵活性，即有证据表明某个学说或假定是无效的时候他们就欣然将之放弃。
19世纪30年代开展进化综合的一些学者发现他们原先所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就毫不犹疑地将之抛弃。几乎所有的伟大科学家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的兴趣相当广泛。他们能运用相邻领域的一些概念、事实和思想来建立他们所在领域的有关学说。他们充分运用类推方法并且重视比较研究。
研究策略
Medawar（1967）十分明睿地强调指出一个可行的研究计划对科学家来说是多么重要。例如，从内格里、魏斯曼到贝特森的所有遗传学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完善的遗传学说是因为他们想同时解释遗传（遗传物质的逐代传递）和发育现象。他们想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从胚胎学角度研究遗传学问题。摩根的明智就在于他将发育生理问题（虽然他本人也来自胚胎学领域）搁在一边而集中全力于遗传物质的传递问题。他从1910年到1915年的开拓性发现完全是由于这一聪明的抉择。他和他的同事的发现中所引出的发育问题他们干脆不去过问。这种决定非常幸运，因为其中某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顺位的基因和在反位的基因效应不同（位置效应）直到50多年之后才弄清楚。
为什么一个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解决有很多潜在原因。分析这些问题的技术手段可能还不具备。某些概念，特别是需要借助于邻近领域的概念可能也还未形成。在这一类情况下尚未解决的问题就只能当作“黑匣子”对待，到时机成熟时才能揭开这黑匣子解决问题，关于自然界中无限变异的原由问题达尔文就是这样处理的。
提到魏斯曼，我在前面曾经讲过他的第二个策略错误是没有将一个问题分成它的几个组成部分逐个解决。例如研究遗传现象除非将遗传传递和发育恰当分开就无法取得进展。一个复杂问题必须将其组成部分分割开对研究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都是如此；以前没有将目的论概念分成它的四个组成部分（见第二章 ）和没有分清分类阶元和分类单位（第四章 ）只不过是两个例子而已。
另一个从长远看对科学进步更有害的研究策略是永远一再重复去证明已不再需要证实的发现。19世纪着名的比较解剖学家海克尔、赫胥黎以及Gegenbauer运用比较解剖学方法成功地论证了达尔文的共同祖先学说。然而在对共同祖先学说的反对意见已经消失了很久以后一些比较解剖学家仍然认为确立同源现象并探索共同祖作为他们的唯一目的（Coleman，1980）。只有苏联的Severtsov学派多少已超脱了这一传统，Boker也是如此，他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一般的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