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节
第120节 (第1/3页)
不久之后，我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料档案处，告诉阅览室的人员我想借阅南北战争北卡罗来纳州阿拉曼斯郡的人口普查记录，于是卷卷的缩微胶卷便送到我面前来。透过机器，我读着一千八百多名不同人口普查员用旧式文体所写下的一连串密密麻麻、排列无止尽的长串名字，这引起我相当大的好奇心。在看了几卷冗长又累人的胶卷后，我惊叫了，发现自己的眼睛正注视着：“汤姆·墨瑞，黑人，铁匠；爱琳·墨瑞，黑人，家庭主妇……”紧跟着是外婆姊姊们的名字——大部分我都已在前廊上听过外婆提了无数次。“伊莉莎白，六岁！”在普查的当时，外婆甚至都还未出生！
并不是我不相信外婆和其他姨婆所讲的事，而是不得不相信。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竟然坐在美国官方政府的记录资料室内目睹到这些名字。
住在纽约时，我尽量挤时间到华盛顿去——在国家档案资料处、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各个分馆搜索资料。无论我在哪里，每当黑人图书馆员一知道我要查资料，我所需要的文件都以惊人的速度送到我面前。在一九六六年不断地查询后，我至少已能掌握整个家族历史的珍贵精华部分。我终于有些东西可向外婆交待了——然后我记起乔姿亚表姨婆说过的，所有的祖先“都在天上看顾着你”。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在哪里、用什么以及如何来追踪我们这位非洲祖先所讲的语音。事实似乎明显，我必须尽量多去实地接触非洲人，因为非洲有太多不同的部落语言。于是我开始在纽约市做起似乎听来很合逻辑的事：我开始在下班时分前后抵达联合国大厦；电梯所载乘的人潮一**地从大厅里涌出来准备回家。在那里要遇见非洲人并不难，于是每见一个我就上前把音念给他们听。一两个星期后，我猜我大约询问了有二十多人，可是每个人都匆匆地看我一眼，急忙地听听，然后摇摇头地又仓促离开。我并不怪他们，因为我是带着田纳西口音在与人沟通非洲语。
由于一再地遭遇到挫折、碰钉子，我便和一位一起在汉宁镇长大的乔治·锡姆斯长谈。他是位研究专家。几天后，乔治带给我一张上面有十多位对非洲语言学有相当学术声誉和知识的学者名单。其中一位的研究背景立刻勾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他是比利时的强·范西纳博士。他在伦敦大学的非洲与东方学系毕业后，曾住到非洲的村中部落做他早期的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叫做《语言的传统》。于是我打电话到他目前教学的威斯康辛大学去，然后约了时间与他见面。当时是星期三上午，我飞到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郡，内心充满着对一些奇怪语音的好奇心，我做梦也没想到接下来开始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范西纳先生家的客厅里告诉他那些我在孩童时所记得的每个口述音节——最近还由住在堪萨斯市的弄姿亚表姨婆纠正。范西纳博士在专心地听完整个原委后，便开始问我问题。身为一位口述历史学家的他对我们这种世代以口传历史的方式相当地感兴趣。
我们谈得相当晚，因此他留我过夜。翌日清晨，范西纳博士面容严肃地对我说：“我昨晚想了一晚，你们这种世代以口述来保留语音的方法实在令人喷喷称奇。”他说他已与一位研究非洲史学的同事菲利普·柯廷博士通过电话；他们两人都很确定我所说的音是来自“曼丁喀”语，但我从没听过那个字眼。他告诉我说那是曼丁喀族人的语言，然后他试着翻译某些音。其中一个音也许是指牛；另一个也许是指起源于西非的面包树。他说“可”这个字有可能是指“可拉琴”，那是曼丁喀族人最古老的弦乐器，是由切半的大葫芦瓢覆上羊皮制成的，它有个长颈柄，其上有二十一条弦。一位被俘虏为奴的曼丁喀族人可能把“可拉琴”联想到美国奴隶所拥有的某些弦乐器。
我所听过一个最意味深长的音是“肯必·波隆河”，那是我祖先指着弗吉尼亚州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的玛它波里河时对他女儿所说的音。范西纳博士斩钉截铁地说在曼丁喀族语里，波隆意指为流动的水或河流；前头的肯必可能暗指冈比亚河。
我倒从没听过此种解释。
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解决后，我坚定了自己的感觉——是的，我的祖先们都在天上看顾着我……
有一次我到纽约市的乌提卡学院演讲。在与邀请我去的那位教授一起走在走廊时，我告诉他我刚从华盛顿飞抵，并说了为何在那里的原因。“冈比亚？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最近有人向我提及那个国家有位相当杰出的学生在汉密尔顿大学念书。”
古老且卓越的汉密尔顿大学就在纽约市的克林顿，也许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在我还没完全问完时，该校的一位教授查尔斯·杜德立刻说：“我知道你是指埃布·曼根。”在询问了一位安排课程的职员后，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在农业经济学的课堂里看到他。埃布·曼根的个儿很小，双眼炯炯有神，待人谦恭有礼，皮肤和煤炭一样黑。在仔细地确认我所说的字眼后，他显然很讶异我会发那些音。我问他曼丁喀语是不是他的家乡话？他回答：“不是，但我很熟悉那语言。”他是个沃洛夫族人。后来在他的宿舍里，我谈及了我的追踪探索；于是我们就在下个周末动身一同飞往冈比亚。
翌日清晨，当我们抵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时，我们转搭轻型飞机到冈比亚的云杜姆机场，然后再乘坐一辆载运旅客的卡车进入首都班珠尔。埃布和他的父亲阿哈里·曼根召集了小群对这个小国家历史有相当认识的人到我下榻的大西洋饭店来见我。就如同我先前对威斯康辛范西纳博士说的一样，我告诉他们我的家族世代口述历史的传统。我以倒叙的方式从外婆讲到汤姆，再往上到鸡仔乔治，最后讲到济茜说她非洲父亲如何对其他的奴隶坚持他的名字是“金塔”，并一再地重复提及那些辨认各种不同事物的语音，以及他在家乡村落砍木头时被攻击，然后被俘虏的故事。
当我结束时，他们以极想笑的口吻说：“当然啦，‘肯必·波隆河’意指冈比亚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很激动地说并不然，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并不知道！然后他们十分感兴趣我那位一七六○年代的祖先坚持他的名字叫“金塔”。他们说：“我们国家那些最古老的村落都是以好几世纪前最先定居在那里的家族来命名的。”于是他们拿来一张非洲地图指着说：“你看，这里有个村落叫做康达·金特，而不远处也有个叫做康达金特·约尼·亚的村落。”
他们接着告诉我一件我做梦也没想的事：在此国家一些较古老而且不是很文明的村落里可能发现一些被称为“史官”的老人，他们就像是一本历史的活字典。一位资深的史官通常是在六十五至七十五岁之间，在他们之下有一长列较年轻的史官——以及学徒男孩。当这些男孩将来有资格成为一位资深史官时，他已在老史官讲述长达几世纪的村落、种族、家庭或伟人历史的耳濡目染之下熏陶了四五十年。他们告诉我，整个黑非洲都是靠这种口述方式把远古迄今的年代志传下来的，因此这种传奇性的史官人物把非洲历史逐一不漏地说上三天也不会有所重复。
一看到我震惊的神色，这些冈比亚人又向我说明每个人的历史都可追溯到远古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时人类的记忆、嘴巴和耳朵是唯一能储存和转播资讯消息的工具。他们说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已习惯于“印刷的历史”，因此几乎没人能够体会人类的记忆力可被训练至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我的祖先说了他的名字是“金塔”——他们说正确应为“金特”——而且金特家族在冈比亚是既古老又有名；因此，他们承诺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找出一位能够帮我溯本追源的史官。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有关非洲历史的书籍，狼吞虎咽地不放过任何一本。此时我才知道我对这片地球上第二大洲的了解和关注竟是如此的贫乏和扭曲。至今仍令我相当难为情的是直到当时我对非洲的观念仍停留在“人猿泰山”似的电影里，而且孤陋的浅闻也是由偶尔翻阅《国家地理杂志》的片段中推知的。现在，在整天不断地啃食非洲历史后，我夜晚都坐在床沿详究着非洲地图，记下每个国家的相关位置和当时奴隶船航行的河流。
数星期后，冈比亚来了一封挂号信；信上提议说可能的话请我再回去一趟。可是当时已经济桔据的我在长久没动笔写文章之下已显得捉襟见肘了。
有次，在《读者文摘》举办的露天茶会上，总裁之一的德威特·华莱士女士告诉我她相当欣赏我所写的《最难忘的人》——有关一位体粗力大的船上老厨师，他在美国海防队里曾是我的上司。在离去之前，她主动向我提及若有任何需要她帮忙的地方直说无妨。现在我提笔写了一封很难为情的信给她，简扼地说明我现在的计划和处境。于是她召集了一些编辑与我约谈，看看他们觉得如何，并邀我共进午餐，进餐时我几乎不间歇地说了三个小时。过后不久，《读者文摘》来了一封信告诉我说他们每个月愿意资助我三百元，外加——我最急切需要的——“必要的旅行花费”。
我再度去探望堪萨斯市的乔姿亚表姨婆——冥冥中的第六感催促我如此做，而我竟发现她身染重病。但一听到我已得到资料并将继续探寻时，她相当激动。她祝我一路平安后，我就飞往非洲。
先前与我交谈过的那些非洲人告诉我，他们已替我找到一位相当专精金特家族历史的史官。他们说他叫“凯巴·康伊·冯方纳”。我几乎等不及地问：“他人在哪里？”他们很奇怪地望着我说：“就在他的村子里啊！”
我发现假如我想见这位史官的话，我得准备一样我从没想过自己必须要做的事——组织一团小型乐队！我整整跟非洲人那种唠叨的洽商习惯周旋三天才租到一辆汽艇准备往上游走，然后租辆卡车和吉普车来载运所有的装备，最后再雇用十四个人——包括三名翻译和四名乐师。他们说在那种穷乡僻壤地区的史官没有音乐伴奏是不会说的。
当汽艇在“肯必·波隆河”上振动航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处被英法两国用来作为奴隶转运站至少两世纪的碉堡“詹姆斯岛”。在请他们靠一会儿岸后，我在那仍由阴森的大炮所守护的断垣残壁下踱步，内心刻画着当时黑奴们在此地面临离乡背井，永不能回来且哭诉无门的绝境，也试想自己被上枷鞭打的情景。我想找些有着古时锁链遗痕的残留物，可是最后只带走一只木杵和一块砖头。数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汽艇上。我一直注视着这条我祖先把它的名字带过大西洋到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传给他女儿的河流。后来，我们抵达了一个叫做奥尔布达的村落。我们上了岸，徒步走往我们的目的地——那位史官所住的嘉福村。
来到西非此偏僻地区的第一天，我有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到达了所谓的“颠峰体验”。当我们看到嘉福村时，在外边玩耍的小孩子立刻发出警讯，于是大人们纷纷地从茅屋里跑出来。那是个大约只有七十来人的村落，就像大部份穷乡僻壤的村落一样，它还保留了两百年前的模样：圆环状的泥墙和圆锥形的茅顶。在聚集的人群当中有位穿着一袭磨白了的长袍，鹫形的黑脸上戴着一顶无沿帽，甚有“大人物”气象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要千里迢迢赶来会面的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