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屈的人民
第三章 不屈的人民 (第1/3页)
出使东北掀妖风 “清剿剔抉”留恶名
中华儿女多勇士 艰苦奋斗育英雄
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强化东北，把它建成侵华的前哨基地。于是，1935年9月，东京大本营特任命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宪兵司令。上台伊始，这位司令官就面临着极力棘手的问题和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局势。
在国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的阴谋步步得逞和扩军备战的变本加厉，法西斯军阀的气焰更加嚣张。加之，自1935年以来，新的危机使整个反动统治阶级惶恐不安，法西斯军阀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梦寐以求的确立军部法西斯全面独裁和在亚洲发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便很快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但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军阀内部又分为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有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侨本欣五郎、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有字垣一成，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两派的目标都是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但其所用手段则有所不同：皇道派主张用政变、暴动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统制派则主张用合法手段，由军部大臣把军部意见提交内阁，从事合法改革。统制派极力主张建立总体战体制。两派的对立还来自人事上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统制派主要是陆军中央机构内的军官，皇道派的人多为野战部队的少壮派军官。
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陆军中的一批“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率领部下官兵一千四五百人，在首都东京发难，企图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邪，警视厅等重要政府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前首相斋藤实及前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并使天皇的侍从铃木贯大郎身负重伤。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幸免身死。经过上层两派势力激烈斗争后，暴乱终于在2月底全部被平定下去。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统制派借机通过“肃军”排斥和打击皇道派，掌握了军部内的主导权。法西斯军阀趁机要求实现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并且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同年5月，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恢复了1923年一度制定的陆海军大臣、次官由中将以上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法西斯军阀还提出所谓改革政治制度的“计划”，以缩小议会权限，消除政党政治，使议会完全变成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附属品。他们还提出建立由军人主持的统一政策机构的方案，要把国家一切大政方针和国家预算的决定权完全控制起来。
日本法西斯独裁确立后，对内加紧迫害**和进步人士，对外则加紧侵吞中国华北。继1936年1月发表的“广田三原则”之后，同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政权实现“特殊化”，以达到“华北自治”的侵略目标。
“二二六”事件后，由于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轨道。所谓军部法西斯独裁，就是完全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在日本，由于长期存在军国主义反动传统，军部又在天皇制统治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日本式的法西斯不同于德、意法西斯，不需要组织法西斯政党来夺权，而是紧紧依靠和利用现存的天皇制统治机构，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式来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东条就是在这佯的背景下出使东北的。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军官，满以为到东北后会旗开得胜，治安迅速平定，但他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极为棘手的问题。日本侵略军四处挨打，已处于中国人民武装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9月2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发表宣言，**满洲省委并于9月21日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起来救国，组织民众抗日政府，自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9肩22日，**中央又作出决议，提出用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员到东北地区工作，杨靖字、罗登贤，魏拯民、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人，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自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辽、吉之后，原东北军洮辽镇守张海鹏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作侵略者的走狗，接受日本的军人援助 （仅新三八枪就有2万多枝），自恃装备精良，悍然北上帮助日寇袭取黑龙江省。
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的前锋部队抵达嫩江桥南端时，黑龙江省守军愤于张海鹏的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广大士兵不听上级命令，自动将江桥炸毁，并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阻止其北上。张的3个团也趁机纷纷反正。
日本侵略者眼看侵占黑龙江省的计划破产，便继续以4列车军械，10万元日市援助张侮鹏，并亲自出马。
11月1日，日本驻吉林第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领步兵2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程兵1个中队，借口“匪患”而逼进嫩江桥。
11月3日晚，日本飞机突然向中国驻地大兴站投弹；4日，便明目张胆地向中**阵地扑来。中**队虽兵员单薄，军械缺乏，但士气高昂。激战10余小时，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接着，5日打了一场恶战，中**队几乎全歼了滨本步兵联队。日本又调集兵力，命令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前来支援。从16日早开始，一直激战到18日傍晚。其间，日军曾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大施空陆立体战之威力，对中**队进行上下前后夹击；战至最后，战壕全部被毁平，抗日战士只好持枪与敌人展开肉搏，直到夜幕降临，才撤出阵地。
嫩江桥的血战，揭开了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它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大煞了敌人的威风。继嫩江桥战斗之后，辽西义勇军又创造了全歼一个日军联队的光辉战例。
12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其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占贺中佐，又于1932年1月6日午后率200余骑兵进驻锦西。这支骑兵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称为“攻无不克”的骑兵队。1月8日晚，古贺准备就绪，要出发征剿辽西义勇军，井嘱咐赶制“凯旋”大旗，准备欢迎皇军“得胜”回来。
1月10日早8时，古贺亲率骑兵百余名向辽西出发，得意洋洋。不料在一狭路口，中了辽西义勇军的埋伏，日军骑兵不得施展，被打得人仰马翻；首先古贺被击毙，其余敌骑死伤狼藉，无一幸免。义勇军还获悉，古贺行前，曾派松尾小队骑兵27人前去锦州取弹药、给养。下午返回时，该小队也遭到义勇军伏击，枪响后各村报信，四面八方约百余人来会，不少没枪的人拿锹，镐，锄头参战，重重包围，一举消灭，至此全歼了古贺骑兵联队。
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4000多人，编成3个步兵团、1个大刀队、1个侦察队。12月，邓亲率大刀队500人主攻安奉线重镇凤凰城，缴步枪300余支，还有轻机枪与迫击炮等，以后又进驻庄河。大孤山，随着抗日情绪的高涨，邓的队伍不断扩大，至1932年初，已拥有3万人左右。这支队伍不仅打破了日军的“讨伐”，还成功地突袭了岫岩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1933年初，敌人再次“讨伐”时，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所属李海山部600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拼，坚持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和颂扬。邓铁梅本人也一再拒绝敌人的招抚和诱降，后被劫持谋害，死前曾题词：“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战斗在吉东的王德林、吴义成的抗日救**，自1932年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之咽喉地带，使敌死伤近400余人。接着又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人捷克式机枪21挺、三八式机枪7挺、大小枪支1600余支。3月，敌田野少将率号称万人大军追击救**，救**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四面夹击的办法，在南湖头墙缝大摆口袋阵，歼灭敌人3000多，缴三八式步枪上干支。随后又在杜乙沟展开了围歼逃敌的战斗，利用春天的干旱气候以及该地草高、路窄，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的声威。接着，1932年3月方正一战，又打伤了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中，战斗力最强、最有组织的是中国**直接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部队，后来又在斗争中发展成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游击地区。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起可靠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不避艰险，不畏强暴，在日伪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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