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奇色彩的魅力
第三章 传奇色彩的魅力 (第2/3页)
着他安排一些活动，他倒也尽职尽力。当然，他一开始总要发几句牢骚，但是后来就会笑着问：“这一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而后，用赞赏的口气再加上几句：“她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些事，每次她都能因我得到相当巨额的收益。”
事实上，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头脑中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矛盾，并且越来越尖锐。一方面，他愿意持完全超然的态度；另一方面，他感到对人类有责任。因此，他在很多场合，尤其在反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岁月，他总是希望作为人类精英的科学家们在埋头方程式和图表时，永远不要忘记：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才是努力的主要兴趣！
爱因斯坦旋风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具有世界性的魅力。随着爱因斯坦的出访，相对论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持续的热潮。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却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车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而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时，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看到眼前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在宣传相对论的访问途中，爱因斯坦是新闻界与公众关注的热点；在平静的居室里，爱因斯坦依然是世人追逐的猎物。
盛名下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万分紧张。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个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呵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未对过去的信件作出答复。”
后来，为了对付众多的信件，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签名照片。这样，既满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同时还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忙的信，爱因斯坦就自己复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和女儿帮忙。
但是，另一种面对面的麻烦则更使爱因斯坦不得安宁：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来找他。他们或者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名气去闯天下，或者想丰富自己的创作目录，或者想在历史上留下艺术家与科学家交往的动人佳话。对于这些人，除了被艾尔莎客气而优雅地挡走了部分外，余下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厅里来周旋应付了。
全世界都在谈论相对论，谈论爱因斯坦。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了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
一个大侦探拿着一个大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在正在撬锁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伙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更有一位打油诗人，描写超光速粒子（至今仍没有发现）的荒唐行径：
年轻女郎名玛丽，
神行有术赛光子。
有朝一日学“相对”，
今早出门昨夜归。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爱因斯坦只有躲避的份儿。可是《泰晤士报》请他写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他感到是义不容辞的。他要借此机会感谢英国同行不辞劳苦地去验证一个敌国科学家的理论。同时，他也要在一片“牛顿被推翻了”的叫喊中，表达自己对牛顿的敬意：
……可是人们不要以为，牛顿的伟大工作能被这一理论或者别的理论所代替。他伟大而明晰的观念，作为自然哲学领域里整个近代概念结构的基础，将永远保持它独特的意义。
附注：贵报上关于我个人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活泼的想像。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这里还有相对论的另一种应用：今天，在德国我被叫做“德国科学家”，在英国我就是“瑞士犹太人”。要是我成了一个讨人厌的倒霉蛋，那么，就要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要成为“瑞士犹太人”，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要变成“德国科学家”了。
追名的“箭”与幽默的“盾”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自身的无知与无聊。那么，面对世人的赞誉和追逐，爱因斯坦是板起面孔，还是飘然欲仙，其乐融融呢？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地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了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在写下这样的打油诗后，他又后悔了，怕伤人家的感情，好在崇拜者们自有下台阶的妙法，他们觉得这是伟人的幽默，能领略一次伟人的幽默自然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除了一些名人崇拜者外，也有一些乌七八糟的团体，派出他们的说客，登上哈柏兰大街五号五楼，来一番花言巧语，骗取爱因斯坦的签名，然后出去招摇撞骗……
在那些年代里，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的“名胜”，许多到柏林上学的大学生，都把瞻仰“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丰采，当作重要的项目来安排。每逢爱因斯坦讲课的日子，大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他走上讲台，先随便讲几句开场白，然后，清一清喉咙，大声地说：
“诸位，以下我们要讨论统一场论发展的近况。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对这个专门问题没有特别兴趣的听众，现在可以退场了。”
哗啦啦！看客一下子都走光了。大教室里只剩下十来个真正的听讲者。
有一位女士在过生日时，为自己买了一张爱因斯坦的画像，赶了很远的路来请爱因斯坦给她题词，爱因斯坦就在画像下写了如此的一首短诗：
无论我走到哪里，站在哪里，
我总是看见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脖子周围，在黑色的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钦佩的神情，
来索取一个签名留念。
每人在那个被敬重的孩子那里，
得到几个潦草的字儿。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瞬间，我想：
是你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别人像蠢牛。
荷州一位农民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给儿子取名为阿尔伯特。他想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寄几句话，他想把爱因斯坦的话当作“一件法宝”，在他儿子成长时，来勉励他上进。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回信：
“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位父亲收到回信后，无比欣喜。他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寄上一张小阿尔伯特的照片，并说他要捡一袋爱达荷土豆送给爱因斯坦以示感谢。后来，爱因斯坦真的收到了一大口袋土豆。
一位著名德国作家曾经为许多名人画过肖像，他准备最终出版一本专集。不久前，他收到一家美国杂志的来电，请他画一张爱因斯坦的肖像。这位作家准备在杂志刊登这幅肖像之后，再把它收入自己的专集。因此，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足以打动人心的信，询问爱因斯坦是否允许他来画像。他说政治家们总是有求必应的，因为他们需要扬名，但他知道爱因斯坦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他又说即使是查理五世皇帝也还同意让提香来为他画几次像。他还保证说，考虑到两方面的伟大程度不同，爱因斯坦将不必为他捡画笔。而这正是当年查理五世为提香作过的事。
爱因斯坦于1931年11月17日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提香给查理五世皇帝画一幅印在明信片上的、花上十个芬尼就能买到的画像，那么难道你还会去为提香捡起画笔？但他肯定会要求提香不要这样到处宣传他——至少别在他活在世上的时候这样做！……
附言：求求你啊，圣弗罗里安！饶了我的房子！去烧别人的房子吧！
这封信，可以说代表了爱因斯坦对待声名的一般态度。
羞怯的偶像
爱因斯坦夫人有一天写信给爱因斯坦的好友瓦朗坦说：“阿尔伯特 是一个羞怯的人。确实，这很难使人相信，但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对 大家说他谦卑、胆怯，甚至缺乏 ‘正常剂量’的自信力，大家一定会笑 起来。”
这种羞怯表现为他发自内心的对尘世浮华的抗拒，因而他的崇拜者总难以理解爱因斯坦对他们虔诚崇拜的反应竟是如此糟糕。一位柏林最有名气的主妇，有一天想引诱爱因斯坦赴宴，她列出了所邀请参加宴会的著名客人。
爱因斯坦尖刻地问：“如此看来，你是想让我担当宴会的主角了？”
“阿尔伯特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艾尔莎悄声地说。
爱因斯坦的一家之规是一条经济规律，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在这种场合，知识分子互相麻痹。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觉察某个邀请是借口，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
在冬日的一天，他去看望瓦朗坦，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他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边说边打算悄悄往回走。艾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一般情况下，他妻子的外交安排都要遭到他固执的拒绝。“你为什么让我到那里去呢？我对那些人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理由，社会地位和惟恐得罪人的考虑便足够了。
他的声望为他自己争取得很大自由，他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掩护了他，但如果没有艾尔莎的协助，他可能永远不会使这种拒绝一切让步的作法和不可回避的社会要求协调起来。
艾尔莎凭借直觉对人们弱点的同情甚于她的丈夫，虽然她未亲身经历过。但她知道，害人的虚荣心会使人遭受痛苦，虚假的骄傲对精神的损害就像使人患虚无幻想病一样恶劣。她试图用同情心来软化爱因斯坦的固执，尽管她不会每每成功。
有一位好事的女士，不疲倦地做了很多工作，从事一切有益的活动，她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阿尔伯特和艾尔莎很长时间。她是那么不屈不挠，作为一个名人征集人的失望竟也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这使艾尔莎受到感动，有一天，艾尔莎冒昧地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请她参加一场音乐晚会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对他来说，无论是对一大群人，还是一小批人演奏，都没有什么差别。
在那次演奏中，他在音乐中沉浸了几个小时，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涌进他的房间。他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完全压倒了那低声的祝贺。忽然，发现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迷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你允许我下次能再来。”
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不。”他声音中没有一点严厉和生硬，只是在说一件事实。他以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他的房间。
艾尔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这样！”
“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他显示出一脸诚心诚意的吃惊表情。他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有发现她再来的必要性”。
为了说服他，人们必须找出他认为“有必要”的理由。那些不是很了解他的人惊奇地看到，几乎没有一种论证对他会有一点影响。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因而他并不具有那些哄骗人的“名家”所有的那种随俗性格，相反，他倾慕的是那种保持心灵自由的神圣的孤独。
生日的喧嚣
1929年3月14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50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与苦闷。可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他必须寻找一个地方，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找到了哈韦尔湖乡间一个花匠的朴素农舍。为了免去一切风险，他在生日前几天就来到这里。他什么佣人都没有，自己做饭，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通往花匠农舍的道路。这使他很快活，他一点也不管这一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也不管这一天公众正在向他表示敬意！
致敬电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雪片般飞来，电报的数量之多要用洗衣店的大筐盛送。邮局的营业员规劝他们的顾客：致辞本可以毫不困难地节俭些。大批礼物和成筐的电报一起涌来。这里有奢华的礼品，有异国的珍奇和怪异的物件——既有富豪们的馈赠，也有穷人的奉献。
爱因斯坦家里的人请一些朋友帮助打开那些包裹，只要一个礼品刚从盒子里露出来，艾尔莎立即匆忙去查看另外一个。“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告诉他收到了什么。”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混乱侵犯了他们的住所。
那一天早晨，艾尔莎被电话铃吵醒了。
“你叫我吗，阿尔伯特？多妙啊。”她知道在爱因斯坦住的地方并没有电话。
“有一件重要事。”爱因斯坦说：“在我给我的助手的计算中有一个错误。”他恳请她去看一看，立刻改正那错误。
“但是，我告诉你，阿尔伯特……”艾尔莎打断他，她感到在电话另一边的他已变得不耐烦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妻子终于问道。
他不知道，他忘记他逃避的事情了。当妻子使他重新记起这件事时，他迸出一阵笑声。“对生日太小题大作了。但别忘记我告诉你的事。”他放下电话筒。
下午，艾尔莎来到他的住所时，胳膊上挎满了礼品。他惊奇地看着她，再次忘记了早上的谈话。艾尔莎也惊奇地看着他，他穿着被她早已收藏得最严实的旧衣服。
当艾尔莎告诉他，一个失业的男子省下几个镍币，给这位伟人送了一小盒烟草时，爱因斯坦深受感动。这种无名的挚爱的表示使他非常快乐。第一个收到他致谢回信的就是这个失业工人。
为了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爱因斯坦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
今天人人都祝我快乐，
用最美好的方式向我道贺。
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给我寄来真诚的问候。
还给我寄来精美的礼品，
连我这挑剔鬼也觉得称心。
大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使我这个老人满心欢喜。
他们用曲乐一样的优美声调，
把这一天称颂得无比美妙。
连街头小贩及其好友，
也为我献上小曲多首。
我快乐得好比进了天堂，
像一只雄鹰在长空里翱翔。
现在漫长的一天即将终结，
请让我来向各位问好。
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太阳都为之兴高采烈。
阿·爱因斯坦
1929年3月14日
然而，准备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庆贺生日的崇拜浪潮却以可怜的闹剧形式结束。柏林市政府想证明它正如庆祝气氛所要求的那样慷慨大方，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之际送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总是宽容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
“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有得到，反而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
湖光山色中的茅舍
几个月后，房子造好了。它的地基位置比较高，这座木结构的房子老远能看得见。它那种特别的结构和宽敞的程度远远胜过周围的村舍，它不如说是一座小小乡间庄园，甚至冬天都可以住人。他把它叫做“爱因斯坦茅舍”。爱因斯坦曾经考虑很久，是否该放弃他在柏林的住房而把家永久搬到卡普特来。然而，一些实际上的原因，使得他冬季住在柏林，夏天住在卡普特。
这里远离大路，人迹罕至，很少受到外界干扰。爱因斯坦拒绝为他的小屋装上电话，因而这里也更加宁静。每当他敞开衣怀，手握烟斗，站在二楼落地长窗前眺望时，山下村里错错落落的红屋顶和哈费尔湖上星星点点的白帆隐约可见。在阳光照耀下，湖水染成一片金色。爱因斯坦的视线落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那里是雾蒙蒙的一片。于是，他的思想飞腾了，自由自在，无边无际。
有时，一条羊肠小道把爱因斯坦带到哈费尔湖畔，他则驾起50寿辰时朋友们合起来送给他的小帆船，让小船在水面上轻轻地飘荡。于是喧嚣的人世渐渐地远去，宁静在心头渐渐滋生……
他的科学思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并且这种思维总是表现出一种幻想的性质。爱因斯坦常常一边掌着舵，一边向他的朋友们诉说那梦幻般的思绪。在夏天的气氛里，抽象思维的过程和这位科学家的深邃的感情游动的过程便如此相互渗透了，以致使人们很难体会到他那种自由的存在和专心致志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如何得到统一的。
他是这个村子里很受人欢迎的人。村里的人很快熟悉了他那富有表情的脸和长长的灰发。当爱因斯坦从村里或树林里走过的时候，老乡们特别是孩子们便一个一个地向这位穿着朴素的白亚麻衫的新邻居打招呼。他们为他能住在这里而感到荣幸，他们默默地表示了对这位一代伟人的崇敬。
迟来的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去日本途经中国上海的时候，瑞典驻上海领事给他带来了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觉得突然，相反，他倒觉得十分有趣。
在这以前几年，早有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金，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
1905年的3篇论文，每一篇都应该得一份诺贝尔奖金，还有E＝MC2，也应该得诺贝尔奖金，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这样的人，甚至口出恶语：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现在，评委会找到了一种聪明无比的措词：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是因为：
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
这样，对于支持爱因斯坦的人来说，由于一项较小的贡献而得奖，这更说明爱因斯坦的伟大。对于反对爱因斯坦的人来说，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说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真是聪明无比！
“哈！哈！哈！”爱因斯坦笑出了声。
直到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地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留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他的前妻米列娃。
谢绝当总统
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了。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
“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
“不会。我当不了总统。”爱因斯坦说。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不，我干不了。”爱因斯坦说。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
“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他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之命来向爱因斯坦探询的。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对于荣誉和颂扬这种腐蚀灵魂的烈酒，爱因斯坦自有回避的妙法，那就是工作。
3.幽默的哲人
“爱因斯坦教授”
1908年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编外讲师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4个人：讲师先生，2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不知情的荣誉博士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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