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启迪人生的思想
第四章 启迪人生的思想 (第2/3页)
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
不要误解了爱因斯坦所执著的强烈的宗教感情内涵。爱因斯坦赞同这样一句话：“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他是一位把理性追求奉为至上的宗教信徒。“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爱因斯坦并没有向远古神秘的宗教缴械投降，相反，他抛弃了这种宗教信仰，他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诚与献身精神，用理性的语言揭开了人类万世景仰的自然奥秘。沿着这样的思路，爱因斯坦把科学与宗教感情相融合的奥秘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揭示。他下面的自白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并受到启迪：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像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像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像一个人在**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把他的宇宙宗教感情的实质无疑作了深刻的展示。他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反对上帝和神学。
3.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
爱因斯坦是一位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伟大科学家。他把自己和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闪烁着光辉。
爱因斯坦曾说过：“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虽然难做还是应该做，这是爱因斯坦一生的孜孜追求。
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不是指无缺陷、无疤痕的人，不是与“赤金”类比那种意义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沉溺在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知识专业里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绝不是“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这是爱因斯坦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生观念，也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最深刻的注脚。
爱因斯坦生来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15岁时在中学里他是个受人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常常说他自己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是一个孤独之人。他时常表露他孤独的感受：“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我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关系，有的就是一大堆信件……”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生道路是孤寂的。他就是在孤寂的道路上度过的。他于30年代初定居在普林斯顿这个老古董的地方，这里有19世纪仿哥特式学派的建筑群。他在这个离铁路主线两英里的地方住了22年，有一个著名的高级研究所设在这里。爱因斯坦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描述：“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我自己创造了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在夏季过去之后，我们的优雅的普林斯顿又会再一次染上它那温室般的学术气氛。1937年6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一个人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过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就像过去的隐士那样。1929年给贝索的信中描述这种生活。1933年3月到比利时也曾避居海边农村。总之，“孤独地生活在乡下”，这句话对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但是，爱因斯坦的孤独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在孤寂的道路上向科学方向冲锋陷阵。他心里却装着人类。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作了极其深刻的表白：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停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地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正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因而，他认为科学家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专业知识可以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一个人如果对美和善缺乏鲜明的辨别力，那末，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爱因斯坦主张对青年学生就应该这么去教育。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能够“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每个学生对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文化遗产，都应当“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创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爱因斯坦进而认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他由自己青年时代的切身体会，对当时窒息人的学校教育和教学方法深为不满。他十分赞赏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法拉第的创新精神。他说：“对于我们，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可以说是同我们母亲的奶一道吮吸来的，它们的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他认为，法拉第所以能够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提出了“场”的概念，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因循守旧的“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的思想包袱”。
爱因斯坦提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爱因斯坦不迷信权威，在科学探索中善于怀疑，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他称自己是个“离经叛道的和好梦想的人”。他不受传统和现有学说的束缚，他走自己的路。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作为一种精神比他的物理成果对人类的意义更重大得多。成果总是有限的，而精神却能永恒。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价值，必须要像爱因斯坦理解《犹太教法典》的价值那样。他说：“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求理解的热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悟性的脑力劳动。因此，如果要从《犹太教法典》（Talmud）的知识成果来判断这部法典的价值，那肯定是不适当的。”
爱因斯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认为一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就会有不满足的心情。对于一个诚实的、有批判精神的人，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一个人有没有批判精神，他在人生价值这个天平上的分量会大有差别，他对人类进步能做什么贡献也会有根本差别。所以，爱因斯坦提倡青年人要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在他看来，“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爱因斯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使他创造了光辉的成就。正如郎之万在向爱因斯坦致敬时所说：“他很正确地把勇敢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他具有这两种品质，但是他具有正是表明他的天才的那种明智的勇敢。他敢于正视困难，他并不为思想习惯、恐惧和偏见所拘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中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爱因斯坦以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自豪。他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尚事业作为自己的信仰。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我们这份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取来的”。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正如他所解释的：“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爱因斯坦认为，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这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
在认识人生意义方面，爱因斯坦有许多精辟见解。他指出，凡是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无意义的人，他不仅是不幸得很，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他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爱因斯坦反对偶像崇拜，厌恶阿谀奉承。他主张“让每一个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他认为：“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固然，大自然在她的儿女中间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她的赐物；但是，多谢上帝，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爱因斯坦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怪诞得可笑。”在爱因斯坦看来：“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去做的。它居然会得到那么多的尊重和爱好，那是我深为不安的。”他犀利地揭露了当时在德国泛滥成灾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的盲目性，说这种人“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我牺牲精神和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他对马克思和列宁抱有很大敬意，认为他们都是为社会正义而自我牺牲的伟大人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他说：“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他在30年代初写的《社会和个人》一文中强调：“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他向大学生们提出忠告说：
……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 因斯坦的生死观富有深刻的哲理性。
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生活，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失去生命的坦然，这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但他又具有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强烈的而又平静的忧伤，这是他生死观的又一次和谐。在病重中，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总是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4.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进步学者，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给人类以希望。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充满不公正、恐惧和悲惨的贫困。因而他不断地思考着人类发展的出路。
从社会政治信念看，爱因斯坦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但从他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态度上看，他批判资本主义给人们造成的祸害，同情社会主义，期望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
早在瑞士求学时，爱因斯坦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同犹太民族的传统是一致的。什么是犹太民族传统呢？爱因斯坦在《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一文中认为犹太民族传统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甚至在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里，就已浸透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对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都有良好的影响。这里还应当提到每星期休息一天的规定——这对全人类是一个意味深长福祉。像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犹太人在慈善事业领域里的独特成就，也出自同一来源。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我深信，犹太人对知识（就最广泛意义来说）进步所作的贡献，完全出于这种对理智努力的高度尊重。鉴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经常受到来自一切方面的外界的许多阻碍，他们所作的贡献之广理应受到一切正直的人的赞扬。我深信，这不是什么天赋独厚，而是由于犹太人对理智成就的尊重，造成了一种气氛，特别有利于发展可能存在的各种才干。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精神，能防止对人间任何权威的盲目服从。
显然，爱因斯坦把社会主义同犹太传统联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看作犹太传统的体现，这就明显地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尤其突出地表现出他幻想阶级调和，并且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少数人的独裁。从而表现出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色彩。尽管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观有不少很有见地的思想观点，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爱因斯坦揭露了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祸害。他在《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中说：“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
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万分。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然只停留3天，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都不如。
所有这一切贫困现象，爱因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而且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因此，他指出，惟一的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爱因斯坦于1949年5月在美国进步刊物《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系统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看法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很有见地地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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