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启迪人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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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启迪人生的思想 (第1/3页)

    爱因斯坦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是一颗闪烁夺目光芒 四射的巨星;但他又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一个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正直的人。他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科学观、经 济观、教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均放射出启迪后人的一系列思想 光彩。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他萦怀于心的是如何对社会负责。他 向学科学技术的青年指出:“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 人的本身,应当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 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 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 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他总是 坦荡直言,对他所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都要公开表 明自己的态度。对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 否则,他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有人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 保身为好,可他鲜明地答道:“试问,要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 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 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 服务。”的确,爱因斯坦留下的大量文稿、言论、书信,成为人类思想 史上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1.哲学家——科学家

    爱因斯坦自我认为:“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哲学家。”

    一语见的。相对论的创立,不仅在物理学界具有革命意义,而且也震撼了哲学界。他既获得了科学家们的赞扬,也得到了哲学家们的肯定。法国数学家、约定论哲学家、相对论思想先驱者H.彭加勒评论说:“爱因斯坦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在当代第一流科学家中间具有最崇高的地位。”海森堡称他为:“一个其思想对世界的变化作出了超过任何其他人的贡献的科学先驱者。”G.霍尔通指出:相对论所以具有双重的重要性,原因在于爱因斯坦的著作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物理学原理,而且像怀特海(A.N.Whitehead)所说的,提供了一种原则、一种方法和一种解释。

    爱因斯坦作为一位哲学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发现”爱因斯坦应列入哲学家名单的竟是一位科学家。德国威廉皇帝学会第一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VonHarnark)上任时说:

    “人们抱怨我们这一代没有哲学家。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现在在别的学院里。他们的名字是马克斯·普朗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哲学问题非常关心并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同科学家讨论时通常要涉及到哲学,概述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的哲学背景。他对历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争论不休的某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的解答,特别是他提出了关于认识论原则和认识途径的一整套理论。由于他的哲学观点以及他自己的实际运用,有一批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海森堡自称“测不准原理”是遵循爱因斯坦走过的路子取得的。爱因斯坦对科学、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取得的见解足以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的视野远远超出科学哲学范围。像世界的物质性、规律性、统一性(和谐性)和可能性这样的一些哲学问题都是他始终关注的。

    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树起了照耀历史的丰碑;作为哲学家,他的认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富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爱因斯坦是“两面神思维”的一个典型。两面神是罗马的门神,它有两个面孔,能同时转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两面神思维”则指通过两个不同的角度,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经过观察和思考而作出重大的发现或创造。卢森堡认为:“爱因斯坦一生的思维似乎大多是关于对立面的问题。由于爱因斯坦的叙述现在搞清楚了,因而知道,使他的一些不完整的思想获得物理根据,并结合成为有意义的表述的创造性跃进的关键,就是对立面同时起作用这样一种特殊概念——一个观测者能够在同一时刻既处于运动状态,又处于静止状态。”爱因斯坦确实是善于将科学上彼此对立的概念和思想统一起来,综合创造出全新的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典范。爱因斯坦说:“十分有力地吸引住我的特殊目标,是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的统一。开头使我烦恼的是电动力学必须挑选一种比别种运动状态都优越的运动状态,而这种优先选择在实践上却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就出现了狭义相对论;而且,它还把电场和磁场融合成一个可理解的统一体,对于质量和能量,以及动量和能量也都如此。后来,由于力求理解惯性和引力的统一性质而产生了广义相对论,它也避免了那些在表述基本定律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特殊坐标系而隐蔽的暗含的公理。”这段话清楚地表述了他在创建相对论的思维过程中所探索和遵循的“两面神思维”的哲学方法论。他对光量子理论和布朗运动的研究也是从形式上的不对称出发,而以不对称的消除和达到统一为目标。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不对称是相反的东西,甚至在政治现象上也是如此。他认为:“能够在一个人的脑袋里永远和平共处的对立和矛盾,使得一切政治上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体系都成为虚妄。”爱因斯坦非常理解把对立的或相反的东西统一起来会产生奇迹。

    爱因斯坦说:“固然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以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的惟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的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正是在这种把各种各样东西合理地统一起来的努力中,它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尽管也正是这种企图使它冒着会成为妄想的牺牲品的最大危险。”

    爱因斯坦赋予对立统一的方法以科学哲学的形式,这无疑是他在哲学上的一大成果。他不仅善于运用“两面神思维”综合对立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调节已被人滥用而陷于对立的方法论原则。在爱因斯坦以前,纯粹思辨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已成为对立的方法论原则。爱因斯坦在长期的科学实践和哲学的探索的基础上,把思辨和实证加以辩证综合,正确领会和处理了经验原则与理性思维的辩证关系,成为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中既摆脱黑格尔纯粹思辨方法,又冲破实证主义方法的杰出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一方面重视实证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个理论如果要得到人的信任,就必须建立在可以普遍推广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刻的理论果真是靠单纯思辨去发现的。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在一定经验事实启发下的大胆思辨。他指出,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

    爱因斯坦善于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追求理论的统一、对称、和谐。G.霍耳通说过:“只要研究过科学理论的发展,在这里就会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论题:所谓‘革命’归根结蒂就是回到古典的统一性的一种努力。这不仅是对于爱因斯坦的贡献的新评价的关键,而且指出了伟大的科学

    ‘革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爱因斯坦作为哲学家,确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世界的规律性和可能,他接受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观点。作为科学家,他被开普勒所吸引,也由于开普勒相信宇宙之中有一种和谐,在最小的星球亦像在最大的星球一样都由几何学的秩序支配。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全部自然界,尤其是全部物理学,是统一的整体,出现的矛盾不是表层的就是可以解决的。玻恩夫回忆说,有一回,爱因斯坦病得要死,我去拜访他,他心平气和地谈论死亡,玻恩夫问他是否怕死,爱因斯坦说:“不怕,我觉得我一切生灵十分和谐一致,个别生灵开始或终了,对我都是一样。”玻恩夫认为这番话表达了他毕生在自然法则中所追求的那种人世中的最后同一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统一、和谐是自然界的普遍性质,因而统一方法具有普适性。无怪乎这种方法也常被用于政治和人生。他把理性和情感、逻辑和心理、经验和理论等等这样一些对立的东西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使之协调起来。

    爱因斯坦的哲学立场在他论科学家应有的认识论立场时作了自我表白。他说:科学家“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也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同一切不知疲倦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哲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走过自己曲折的哲学探索道路。从少年时代开始,在他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爱因斯坦在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同时,从未忽视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哲学思想随着他科学研究的进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升华,终于成为20世纪具有深刻哲学头脑的少数伟大自然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是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潜在的唯理论的混合物,是休谟、马赫、康德、斯宾诺莎、亥姆霍茨、赫兹、弗普尔、彭加勒等哲学家及自然科学家的复杂影响和他本人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相对论的创立,使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转折:从赞同马赫到谴责马赫,认为马赫哲学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新东西。爱因斯坦主张“发现”和“发明”并重的折衷认识论。并公开批判马赫的直接经验论与编目论,主张单一的理论构造论和发明论。

    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巴黎发表了与马赫哲学实行彻底决裂的一篇讲话,是他哲学思想全面完成转折的一个标志。他在讲话中指出:“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在1948年1月,爱因斯坦对马赫哲学又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马赫的弱点正在于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没有辨认出自由构造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理论是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他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他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惟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爱因斯坦进而说,只要马赫把这种想法贯彻到底,他就必然会不仅否定原子论,而且还会否定物理实在这个概念。这番话,标志着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爱因斯坦的哲学之路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黑暗中焦急地探索着的年代里,怀着热烈的向往,时而充满自信,时而精疲力竭,而最后终于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2.宗教同科学不可和解吗?

    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但又不是神学的俘虏。他赋予宗教以新的解释,把宗教情感同科学理智神秘地结合起来。

    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回忆说:“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这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相关。巴伐利亚的法律规定,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宗教教育。爱因斯坦所在的学校只提供天主教教义,在家里,虽然父亲天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完全没有犹太民族虔诚的宗教感情,但他又接受了一位远亲讲解的犹太教义。儿童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宗教感情的浸润。圣经故事、教堂里的庄严气氛、荡漾的教堂钟声、唱诗班的深沉的歌声、喃喃的祈祷声,这一切无疑在爱因斯坦心里产生出神秘而又崇高的感情。12岁之前,爱因斯坦有着热烈的宗教感情,一丝不苟地遵从教义训示。他相信基督教的耶稣,也信仰犹太教的耶和华。但是两种宗教的历史冲突不可避免地使少年爱因斯坦产生巨大困惑。12岁时,爱因斯坦接触《力和物质》以及《自然科学通俗读本》,他开始怀疑《圣经》里的故事的真实性,不再信仰《圣经》里的上帝,也不信来世的天堂。他开始向往另一个天堂,步入科学天堂的通道。

    爱因斯坦抛弃了世俗的宗教观,但他的宗教感情仍然很深挚。并且认为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都有宗教感情。其实他的宗教信仰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他在《自述》中有一段较长的回忆说明了这种变化。他说:

    “这种信仰在我12岁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是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敬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上帝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崇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有他心目中的新的上帝——和谐的宇宙、自然规律。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哥尔德斯坦从纽约发出一份海底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您信仰上帝吗?回电费已付,请至多用50个字回答。”爱因斯坦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斯宾诺莎是17世纪著名的荷兰籍哲学家,是泛神论者,他认为,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上帝并不是站在自然秩序以外作为第一推动者的形而上学或准科学的假设。上帝就是自然秩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上帝与世俗宗教信仰的上帝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他自己的宗教感情和上帝概念都有明确的解释。他说:

    “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信仰的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爱因斯坦的宗教在于:谦恭地崇拜一个具有更高更本性的永恒的精神存在,它显示在微小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尽管我们的感官薄弱和不完善,还是能为我们所接受的。这种深挚地直觉地深信存在有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之中,就是他的上帝的内容。或者说,一个深邃感觉到直觉信念,深信有一种显示于经验世界的高超智慧,那就是他的上帝。这些话可以解释为规律就是上帝,因为除了一切事物都有其规律性外,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他对前两者持否定态度,只肯定“宇宙宗教”。什么是“宇宙宗教”,他作了说明:“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感情。”爱因斯坦的助手霍夫曼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每当他判断一个科学理论,他自己的或者是别的,他都会问自己,如果他是上帝的话,是否会像那样地创造世界。这个差别乍看起来似乎很接近于神秘主义,而不接近于一般的科学思想,可是它表明爱因斯坦信仰宇宙中有一种最终的简单性和美。只有一个在宗教上和艺术上具有一种深挚信念的人,他相信美,等待去发现,才会构造出这样的理论……”爱因斯坦把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即求得对自然界和谐的理解,奉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明确地表白:“我的见解接近于斯宾诺莎的见解:‘赞美秩序与和谐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逻辑简单性’,这种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领会。”“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和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的概念”。

    爱因斯坦非常重视宗教感情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理智与宗教感情的奇特而神秘的结合,是爱因斯坦人格精神的奇妙外观,也是他打破旧物理学大厦的动机之一。他认为:“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他说:“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按照这样的思想,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与宗教的结合,就在于真正的科学家,造诣较深的科学家都是有宗教感情的人。他说:

    “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DeiIntellectualis)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成就。”他指出:“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痛苦。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他说:“我认为宇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的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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