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科举发家
五 科举发家 (第2/3页)
是五兄弟中最高的，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移家赋》曾如此记叙了这件事："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独伤晚遇。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子固，指宋代作家曾巩（字子固）与弟牟、宰、布、肇等先后进士及第。"先人"指曾祖国对，因其考中进士较迟，所以说"独伤晚遇"。
但国对功名最高，因而传主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宫烛宵分，花砖月午。"不过，吴国对此次考中一甲第三名，也的确得之不易，因为在戊戊科会试的前一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丁酉科乡试时，南闱（江南）北闱（顺天）都发生科场舞弊案，福临大为震怒，顺天乡试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降五级处分，房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七人正法，家属老幼流放尚阳堡达一百零八人；江南乡试正副主考方猷、钱开宗正法，妻子家产籍没人官，其余有关人员或处绞，或流放宁古塔，牵涉之广，处罚之酷，大大超过对顺天乡试有关人员的处分。对这场科场案次年即戊戌十五年（1658年）举行的会试，福临特别注意，严加防范，亲自出题目，半夜派遣亲信大臣送到试场，声称："吾既以法惩除积弊，宜可得天下真对"。"正由于此，福临"于是岁所取士，恩意尤有加焉。连数日引见宫门，拔其为庶吉士者三十二人"（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传主曾祖吴国对就于是科先行参加由福临亲自主持的复试，仍然侥幸获得举人资格，再行参加会试，乃成进士。据金埴记叙：顺治十四年科丁酉，京闱及江南乡试皆被论劾。世祖章皇帝震怒，御殿亲校，可□□天仗森严，士子惊惧，多不能成文。有全椒吴公国对捧卷手战，仅书"天子独怜才"五字。御览大赏，准中举人。是科戊戌，遂赐榜眼及第。
--《不下带编》卷五吴国对既然高中一甲三名，自然获得顺治的"恩眷"，除按例授官翰林院编修外.福临游幸景山瀛台、南苑诸处，经常召他从行，偶而还"赐坐延问如家人"，吴国对对此颇引以为荣，极为感激，每遇福临有所垂问，必"侃侃以对"，颇得顺治皇帝的"圣眷"。当时翰林人选，以能习满文者为重，而吴国对尽管"专精辞翰"，"风采言议，慑伏一世"，却偏偏"于国文（满文）
不能竟学"，因而不能受到更大的重用。对此，他又引以为莫大的憾事，经常"喟然叹曰：'乃天之所以限我才也。'明年则以病去"（《吴国对墓志铭》）。乡居六年以后，于康熙丙午五年（1666 年）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后"迁国子监司业、侍读，又乞迁葬，去居八年，补侍读、提督顺天学政。事竣，又以病去"（《吴国对墓志铭》）。《移家赋》中所说的"张珊网于海隅，悬藻鉴于畿辅"就是指他先后出任福建主考和顺天学政的任官经历。
陈廷敬在墓志铭中称赞国对"为学政稍久，故声绩尤著"。的确，在其任职学政期间，颇能发现人才，例如颜元学说的主要传人李塨，就是吴国对在顺天学政任上所识拔的。据冯辰纂《恕谷年谱》卷一："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 年）十九岁，学院吴公国对迸县学生员第一名。吴公深喜先生文，开雕行世。" 国对"深喜"李塨"文"，可见他们的思想主张有某些相似之处。颜、李学说后来对传主吴敬梓一度产生很大影响，早于此际就埋下了根苗。吴国对极其重视教育，在他中进士之前就曾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乡试时，他以《圣学》一文论述儒生之学与帝王之学有所不同，而开代帝王与守成帝王之学又有所不同，提出"选儒臣"、"审大义"、"广进见"、"弘纳受"、"复制度"等五项建议，认为这"五者集古酌今，窃于圣学不无少助涓埃"。在另一篇制策中，他认为："帝王抚有天下而敦进至治也，甚贵乎有养天下之道，而后家给人足，为万世保基之永图。更贵乎有教天下之道，而后学正性明，为万几奏理之芳轨。然养天下之道不在乎煦煦以为爱，而在勤民之心，宽民之力，使得各致其养，而养始为不穷。教天下之道，不在乎赫赫以为功，而在启民之觉，动民之良，使得自率乎教，而教始为无弊。"他这种重视教和养的思想，后来对他的曾孙吴敬梓显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儒林外史》中也有相当的表现。根据这样的见解，吴国对建议皇上重视人才的选用，认为"治天下有其法，不若有其人"，朝廷应该"重巡方之遣，慎守令之除，覈抚按之荐剡，剔科场之弊窦，广开贤额，博采真才，天下之人咸蒸焉"（《对》）。在他任职学政时，就贯彻自己这一主张，"颁三则以教士：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以致"士风丕变"（张其浚《全椒志·吴国对传》）。他从事教育多年，弟子颇众，方嶟就说"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文木山房集序》）。李文贞公即理学名臣李光地。
吴国对之所以能高中探花，与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不无关系，所谓"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方嶟《文木山房集序》），是清代有名的八股文大家之一。著有《赐书楼集》二十四卷。他还擅长书法，"兼右军、松雪所长，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张其浚《全椒志·吴国对传》）。至今尚有残碑，保存在他的后人吴炽棨处，现已移交吴敬梓纪念馆。
陈廷敬在为吴国对写的墓志铭中极其赞赏他的古文、诗赋，说吴国对"于古文研论最深，而工于骚赋之作。故独喜多为诗，其愁忧、欢愉、离合、讽谕、警戒之旨，恒发之于诗，名曰《诗乘》，数十卷藏于家"。从现存的吴国对作品看，确有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春正雪后，洪邑侯招同傅韶加集署斋》二首：草亭雪压万条冰，一片光明是玉灯。不及使君心照远，逃亡屋遍几千里。
官厨如洗食无鱼，椽烛高烧话夜初。风雪几村闻盗发，论文还及救荒书。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逃亡"现象的严重，以及农民被迫起义的频繁。不过，吴国对毕竟是一个官僚地主，虽然流露了对农民的一定同情，但却主张通过"救荒"的措施来缓和矛盾，竭力反对农民"闹事"甚或武力反抗。
他写有《救荒末议》十二条，认为当此荒年，民众无食，少者逃亡，老者等死，"民饥"就有可能触发"盗起"，因而劝说商贾及有力之家，"多借籴本，庶补饥民万一"。同时主张"严禁夜行"、"严申夜巡"、"禁抢夺并造讹言"，认为"抢夺，即小盗也。小盗者，大盗之渐也。严治抢夺，则小盗绝。严治小盗，则大盗消。涓涓江河，乌得以小慈滋大忍哉。至讹言动，早立法以定人心，又禁盗之先着也。"康熙己酉八年（1669 年），他路过山东郯城，听当地父老谈起明正德年间县尉康济民曾经剿袭刘六、刘七起义队伍的历史，颇有感慨地写下《过郯城吊康尉济民》一首长诗：蕞尔郯城县，旧是郯子国。何代频荒残，萧然无起色。为忆康县尉，曾官明正德。时值刘六七，猖獗号蓟贼。一日攻城下，城小且破缺。守将弃城逃，尉独愤忠臆。抱鼓厉众心，大声激群匹。植木为垣堵，发门为雉壁。精锐率百人，劫贼伏城侧。贼营大扰乱，斩获不胜诘。杀贼贼转怒，卷土焚掠炽。轰天发一炮，乃毙其渠白。
诸贼相骇顾，捧金求君释。大骂不受金，跃马直追北。贼遂截缰去，我师无一折。贼平功不录，位卑自无力。诸生鸣奇冤，空劳上书笔。
我来古城下，凭吊增于邑。故老说前事，精魂鬼雄泣。长吟一搔首，悲风动荆棘。我为太史官，特书励臣职。不为香火情，招魂滋惨恻。
由此诗看来，他对武力反抗封建统治和剥削的农民起义，是抱着敌视的态度的，充分表露了他的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也正由于他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十分强烈，致使他在《救荒末议》中虽然也谴责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敌视资本主义萌芽势力的立场出发的，例如他就曾强烈地反对开矿，认为"矿利无一而矿害有百"，并上书县令、制台，"俱蒙许可，已张示严禁"（《复蓝父母禁开矿书》）。
吴国对还是一个孝悌"君子"。在他主持福建乡试时，即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清秘述闻》卷二）为题考试士子。他自己也颇能身体力行。据《吴国对墓志铭》云："君性笃孝，时时语其先人，辄呜咽下泣。"而当其弟国龙先他而亡时，他曾极其伤感地对陈廷敬说："吾弟之亡，吾盖不能委顺焉，吾亦无意于斯世矣。"在其诗作中，也保存一些追悼、祭奠先人的诗作，如《同弟国龙谒石狮塘先人墓》"年年兄弟拜田来，踏得秋鞋染古荄"；《入石狮塘》"那堪初侍翻长痛，大外何如泪欲寻"等，都为祭奠其父吴沛而作。总之，吴国对主张从培养人才以改良朝政、同情灾民、反对农民"闹事"、贱视商人、重视孝悌等思想言行，对吴敬梓是产生一些影响的。
全椒吴氏与东林党、复社诸君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深浅不同的交往。为吴沛《西墅草堂集》作序的姜日广就在天启七年（1622 年）夏，被魏忠贤"党以""东林"而"削其籍"（《明史·姜曰广传》）。吴国对与复社成员更有直接来往。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公元1652 年）春仲奉檄选贡，??全椒之吴子玉随国对与余皆与焉。
又记道：戊戌（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当场屋大创后，主司与举子兢兢守法，单寒之士悉进，鼎甲三人一为琴川孙子，一为盐城孙子，一为全椒吴子，皆余同年拔贡，同盟中人。
杜登春所说的琴川孙子，是指状元孙承恩，字扶桑，江南常熟人；盐城孙子，指榜眼孙一致，字止澜，盐城人；全椒吴子即指吴国对（见《清秘述闻）卷一）。
吴国对交游颇广，与清初大诗人王渔洋、施闰章以及冒辟疆都有唱和。
他与冒辟疆为顺治十一年（1654 年）甲午乙榜同年，康熙壬寅元年（1662年）曾去如皋水绘庵访问冒辟疆，并写有《王寅秋访辟疆年兄于水绘庵呈赠》诗四首，录其之四如下：二十年前事，与君同苦辛（余与辟疆同列甲午乙榜），难忘尚落魄，无恙作高人。玉树成诸子，卿云供老亲。自惭多病客，碌碌听风尘。
他还写有和施闺章、邹祇谟"长歌"的"短偈"，同上面四诗同被冒辟疆辑入《同人集》卷六，其"短偈"如下：朴巢居士先世有洗钵池，足用放生，后乃有变。尚白（施闺章）、訏士（邹祗谟）两君子为长歌纪其事，更属余作。日以病通疏笔砚，勉拈短偈，果能博众怒为喜乎？
四十年前，人鱼俱乐；四十年后，鱼苦人觉。巢民悲忍，泪如水落。悲忍奈何，何如转却。鱼转江湖，水转川壑。无些子事，是名解脱。
从这诗、偈中，不难发现吴国对与冒辟疆等文士交谊颇深，不时游从。
吴国对与诗人王渔洋也有往还，两人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甲科同年，他们的相识过程十分有趣，王渔洋曾自述其事：余以顺治乙未举礼部，戊戍始赴廷对。一日期集礼部，新郎君皆在，全椒吴玉随（国对）大呼入曰："此中何者为济南王郎乎？"众愕然。余方跂脚榻上，笑曰："君自辨之。"吴直前捉余臂曰："此即是也。"众为一笑。
--《带经堂诗话》卷八王渔洋虽然认为国对"诗来人格，而颇有胜情"，但仍与之时相唱和。在《香祖笔记》卷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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