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科举发家
五 科举发家 (第3/3页)
王渔洋曾记述他们二人的一次唱酬情景：予官扬州时，常与其客仪征。一日过予，客园置酒，酒间作摩窠大字，及便面数事，皆即事漫兴之语，令人解颐。尚记其一则云："少陵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云'笔所来到气已吞'，才人须具此胸次，落笔自尔不凡，唯阮亭可以语此。"顷之，予衣领上偶见一蚁，即又云："宰官衣领蓦上一蚁子，此正须耐烦，以为胜俗客耳。"虽偶然游戏，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赋绝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两人须问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廨屋三间分两头。及第红绫分饼日，闭门黄叶著书秋。""鸣（园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筱，人影参差曲岸头。顷刻疾书两丸墨，山蝉堕地数声秋。"又二诗不具录，详《銮江倡和集》。
可见国对对王渔洋诗作十分倾致，而渔洋对国对的诗作也有一定评价。王渔洋在《岁暮怀友人》三十二首中还写有一首怀念吴国对的七绝：平山堂边修禊日，鸣洞畔把杯时。南谯病客嵚崎甚，为我挥毫醉不辞。
此外，在周亮工所辑《尺牍新钞》卷六中还收有吴国对《与王贻上》信一封，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交谊十分深厚。
吴国对病逝后，陈廷敬为其撰写《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收入《午亭文编》卷四十五）。铭文中除了叙述国对生平概略以外，还涉及国对兄弟、子侄乃至孙辈的情况，是研究传主身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由于陈廷敬与吴国对同为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进士，旧所谓"同年"，两人相知甚深。吴国对虽为一甲三名，但陈廷敬后来却颇"受知"于玄烨，历任工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加"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制》、《方略》、《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官"（《清史稿·陈廷敬传》）。康熙三十年（1691 年）辛未科会试，陈廷敬以户部尚书出任会试总裁，而吴国对之侄吴昺即传主族叔祖在这科会试中考取一甲二名即俗所谓的榜眼。因而可以说，陈廷敬对全椒吴氏的家族状况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叙可信程度极大。此外，还有一件无独有偶的趣事，这就是陈廷敬虽为朝廷大臣，而其孙陈天池（字可泉）却偏喜爱稗官小说，曾经撰有《第一快活奇书如意君传》七十二回，此书又名《无恨天》。书首有道光间徐璈等人写的序，还有道光十三年写的自叙，目前有传本。陈天池与吴国对的曾孙、也就是传主吴敬梓可说是世谊，当然，陈天池要后于吴敬梓。而吴敬梓也创作了闻名中外的《儒林外史》而"竟以稗说传"。
吴国龙，为吴沛幼子，字玉騧，号亦岩。据李霨《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知其卒于康熙辛亥十年（1671 年），有年五十六，由此逆推可知其生于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 年）。他与国对为"孪生"兄弟，外人相见，一时难以辨识，陈廷敬在《吴国对墓志铭》中就说他与乃兄国对"风貌言笑相似甚，虽以余之久与居，每骤见初不能辨识，见给谏（国龙）以为君（国对）也，及与之语，乃知其为给谏，每大笑而别"。吴国龙虽然在五兄弟中年最幼，但功名却得之甚早，明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 年）就考中举人，次年癸未科又与长兄吴国鼎为同榜进士。中进士后，初授户部主事，后以丁母忧归乡。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入清以后，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年），福临诏求隐逸，漕抚蔡士英为之特疏举荐。但在他赴京途中行至山东临清附近，又因病不能继续前往，半途返回故里。次年国对以探花及第，福临召见时，问及家世，知道国龙情况后，乃谕其病痊后，速赴北京。但直到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 年），国龙方始赴京陛见。康熙即位之初，曾试其疏、论，留内阁办事。后以"才堪科道"，乃授职工科给事中，不久转为工科右给事中，又改授河南道监察御史，旋回任兵科给事中。康熙丙午五年（1666年）出任山东主考，事竣后又转礼科掌印给事中。李霨用"历践言职，夙夜兢兢"八个字来总结他的仕宦经历（见《吴国龙墓表》）。传主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则用"季抗疏于乌台，受两朝之眷顾"来赞扬他的族曾祖。乌台即御史台，为言官办事机构；两朝是指他在明为户部主事，人清则屡任言官。吴国龙长期为言官，平生颇多建言，有《吴给谏奏稿》八卷。《吴国龙传》说其"奏议逾十数万言，皆明体达用，不为抗激以邀誉，务期于军国民生实有裨益"，因而"深荷主知，言辄报可"。从现在可以见及的资料看，吴国龙的建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细至皇帝的起居注，矩到科试教育、财赋钱粮。他曾于康熙十年（1671 年）三月，"疏请复设起居注，得旨报可"（《池北偶谈》卷一）。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 年）科场案发生以后，南、北闱乡试考官得罪者颇多，主司和土子也大都视科名为畏途，礼部增议处分过严，国龙却也能上疏申言其弊。认为"科场大典，朝廷以资取人，则立法不得不严。然所严者，首重贿营关节，应从重处分；次则体式违例，亦宜分别议处。至原无情弊而字句偶尔差讹，应从轻典"，不宜"苛责于字样点画之间"。否则"沿习日久，科场所取试卷，恐空虚者多而淹博者少"，从而有失朝廷"取士为用人根本、实为国计民生攸关"的用意。
与吴国对一样，吴国龙对教育科考也十分重视，他曾在《仰观璿学之勤谨献刍荛之言疏》中认为帝王也要学习，并且详细辨明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的不同，说："儒生之学，记诵章句训诂文艺而已，而帝王之学道在务其大者，功在务其要者。"他认为所谓"道之大者，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纲，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目"；所谓"功之要者，读经以师其意，读史以师其事"。这与乃兄国对在《圣学》中所论颇为近似。而对于儒生之学，他认为也不可忽视，因为"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是士者，邦之桢也；师者，士之表也"。因而他"造士于南，有六则：曰务孝友、曰慎交游、日砺廉耻、曰崇经学、日斥排偶、曰禁坊选"（《重修学宫记》）。这与国对"颁三则以教士"的内容也基本相似。他在出任康熙五年（1666 年）丙午科乡试山东主考时，即出《文行忠信论》考题以试士人。对于科举取士，国龙主张广开才路、严格选拔，认为"用之在严，收之在宽，人泮冀成大学，拔之者十，得之者五"，因此要增加"入学"名额（《请增入学科举名数呈》）。这种主张当然会得到攻读举业的士子的赞同和拥护。
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起自田间，念切民瘼"，因而其奏疏颇有为民"陈请"之词。从现存的一些奏疏考察，也确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他认为钱粮征收名目过于繁多，无助于稳定朝野局势，在《钱粮赋役疏》中说："切惟今日急务，最以钱粮为重。第民不苦于征收，而苦于款项之杂：兵不苦于战守，而苦于拨饷之虚。至于国计未尝苦于匮乏，而苦干出入多门，不得收安上全下之效也。"他认为"今日百姓之苦，不苦于正赋之征输，而苦于荒逃之摊派，一人而当数人之差，一年而竭数年之力，有司自惧处分，惟知敲扑小民，勉强赔累，以致逃亡"（《蠲所当蠲请蠲荒以存穷黎疏》）。这些言论，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小民所负担的苛捐杂税极为沉重，以致逃亡现象日趋严重而普遍。对于这种状况，他认为是极不利于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的，因而提出杜绝"加派私征，讼狱诈害"的具体措施，希望能使"官贪吏纵之风可止，而民穷盗起之祸可息"（《直陈民穷之由疏》）。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倡办赈灾事务，以使"流离在他乡者，知本地有米赈济，渐思各返故乡，不至终为流离之人及久聚不散之患"（《请议截留漕粮以拯灾黎疏》）。虽然他这些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防止"民穷盗起"，但在一定范围和具体条件下，对灾民也不无小补。
李霨在为其撰写的《吴国龙墓表》中说他"性酷嗜学，家居益留意典籍、画彙、古今经史而探索之。又以其余溢为诗歌、古文词"，著有《心远堂集》。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说其"诗文甚富，多不存副本"，其子吴晟"辑刊遗集四十二卷行世"。他的某些诗作，确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明季末叶灾荒频仍，贫民无以为食，甚至以"观音粉"充饥，吴国龙曾以此为题写有《观音粉》一诗并有小序，反映了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 年）所发生的这一灾象：《观音粉》（此多年烂石也。饥民取而食之，辄肠坠殆毙。庚辰年事。）
树皮刮尽草根毕，又向山坡凿烂石。大地黄金取不彻，饥民笑口收不得。等闲作饼出锅软，饱得饥肠他不管。谁知下肠肠尽坠，饥肠虽饱眼垂泪。莫谓饥民饱欲死，一枚合入使君齿。
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全椒一带发生旱情，吴国龙有《甲午秋旱山居口占》四首，在描写旱象的严重、农民的焦急的同时，也流露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兹录其诗之四：农已枯愁皆类鬼，我今憔悴亦成翁。何频细问秋禾事，只听村村叹息中。
《挑菜行》则描叙一个"村妇"在灾荒之年"肩负小儿"拾荠，而家中还有"老姑"倚门，三代人一齐挨饥受饿，"儿饥娘哺儿啼止，娘饥泣下谁哺娘。虽然我饥犹自可，老姑倚门正望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吴国龙虽然竭力劝导有力之家出赀赈灾，但肯输粮的富户并不多，他为此写有《坐宝林寺赈饥永日，待募米不至》一诗，发出"富者犹如此，贫家何望焉"的感慨。在《庄居》二首中，他在享受"自计随时得倘徉，赢得水趣与山香"清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兼耐农夫频贷食，饥肠如火向人呼"的现实。这表明吴国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比较关心"民瘼"，这是因为全椒吴氏原先毕竟是"单寒之家"，在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之初，家货并不饶富，也还未与下层人民完全隔绝。
吴国龙与其四位兄长一样，同样重视封建道德，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中说他"笃天伦，重名谊，奉亲孝，养祭必以礼。事兄爱敬有加。及宦，常分俸不私。教子六人以义方"。他与乃兄国对每年都要去石狮塘祭奠先人庐墓，在《元日入山拜先墓大雪》诗中就写道"年年此日拜铉台，此日花飞六出胎"；"记得歌章儿诵久，相逢此地更增哀"。这些诗句都表现了他的孝思。
吴国龙病逝后，大学士李霨撰有《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除了叙述国龙生平以外，还追述了吴氏从浙江迁来江宁府所属**的高祖姓名为吴聪，这是其它现存有关资料所未曾提及的，对我们研究传主先世颇有价值。总之，全椒吴氏自吴谦行医家道渐丰以后，吴沛得以自幼接受正规教育，但并未取得功名，直到吴国鼎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以后，才开始发家、改换门庭。传主吴敬梓经常为他的曾祖辈的显赫功名而感到无比的得意，在《移家赋》中就沾沾自喜地写道"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赋中又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拭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以薛收与其子侄元敬、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马良兄弟五人被谚称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苏轼、苏辙、陆机、陆云笃于兄弟之情，以及王僧虔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来比喻和夸美自己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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