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居岁月
三 乡居岁月 (第2/3页)
按新歇"的冬李，由于此时家道已趋中落，更是柴门却扫、无人问津，真是"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薛萝"了。吴敬梓从此也更懒得见客，所谓"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而终日枯坐在书斋中"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思虑自己怎样才能报答先人谆谆教诲的深厚恩德。
有时，传主为了排遣自己寂寞无聊的心境，也会独自一人踽踽而行，漫步到远离县城的程家市去，那里有他先人开始发家的遗迹，这就是他的高祖吴沛修建的西墅草堂。草堂初建时只有两栋房屋，屋顶铺以茅草，周围绕以土墙，大约占地一亩左右，四外都是田野，远处青山，近处流水，绿树掩映，牧唱樵歌，寂静无尘，是读书佳处。草堂悬有门楹：函盖要撑持，须向澹宁求魄力。
生平憎诡故，聊将粗懒适形神。
草堂中有吴沛课子读书的书斋，也有一副楹对：君子蒙养作圣功，须向此中求建白。
秀才天下为己任，还须不朽著勋名。
吴敬梓经常徘徊于此，在吊念先人遗迹的同时，身心也受到浸润陶冶。吴沛在草堂中读书课子时写的《西墅草堂初夏》一诗，有这样的诗句："镇日少客过，不知接送烦。"这与吴敬梓眼前"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的境遇正相近似。吴沛与他五个儿子研读生涯，在《西墅草堂初夏》诗中也有所记叙，"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这与吴敬梓当时的"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的苦读情景也极其类同。而当传主在瞻仰他的先人遗迹时，也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他的祖先为人行事来。当宛陵太守关骥召请吴沛前往时，吴沛曾奋然而起，说道："大丈夫不能取进贤，自树功业。有负知己。何面目复尔曳裾哉！"这种不折腰求人的精神，在吴敬梓身上也有所流露。后来他在《春日》诗中就有"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的表白。这显然是这一时期受到他的先人"自树功业"思想行为的影响所致。但是，吴敬梓在从他的先人事迹中寻求积极精神支持的同时，也颇以他的先人曾得到帝王赞扬的"光荣"历史而感到无比自豪，在《西墅草堂歌》中写道：??只今摇落又西风，一带枫叶绕屋红。明月空传天子诏，岁时瞻仰付村翁。??传主在诗中夹注道："西墅一轮明月，高拟鹿门，庄烈皇帝敕书中语。"这是指明朝崇侦皇帝朱由检表彰传主的高祖吴沛隐居课子的高蹈行为而言。吴敬梓颇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耀，这也和他的自诩门阀的封建意识相合拍。但是，孤寂的苦读生涯，长期压抑的心境，家庭夺产之争的缠绕，毫无把握的功名追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传主从小失去母亲调护而常患病的单薄身体更趋虚弱，病情也日渐加重起来。"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正表明这一阶段传主罹病已非一日，而孤寂的生涯又加重了病情。自此，敏轩也就整年病不离身。莺花三月，水槛楼居，他却"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春兴八首》）；春夏之交，客居他乡，又叹息"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秋月之夜，病不能眠，"一痕蟾光白昼残，空庭有人病未安"（《病夜见新月））；寒蝉声断，秋深病重，"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到了此际，尽管他一再抱怨"那堪多病卧匡床"，但他所住的水槛里升起的依然是"一缕药烟"，弹琴、吟诗、作赋、写文，都只能暂时一切作罢（《秋病四首》）。
传主吴敬梓究竟罹患什么病呢？这在上文所引的诗作中已有明白的叙述："消渴病难除"、"却缘消渴罢弹琴"等等；在词作中传主也一再提及："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水龙吟》）、"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买陂塘》）、"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满江红》）。
很显然，他所患的疾病与司马相如一样，都是消渴病。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
近人根据《素问》等医书中关于"消渴"病情的描叙，认为消渴就是糖尿病。除此以外，吴敬梓的肺部可能还患有疾病，在《不寐》一诗中，他曾写道："酒痕渰病肺，诗卷伴闲身。"无论糖尿病还是肺病都是迁延时日的慢性病症，时好时发，极难根治。吴敬梓青年时代就罹此疾患，终其一生一直受到这两种疾病的缠磨，直到晚年终因消渴病引发其它病患而亡故。敏轩如果生活安定、心情愉快，再加上细心调理，也许这种疾病后来不致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但从幼年时代直到整个青年阶段乃至壮年，吴敬梓并未能有一段时期能安定而愉快地生活，不是远离家乡前往赣榆，就是奔波于江南淮北；生活中又变故迭起，充满着一连串的不幸，因而心情也极为恶劣，一直被孤寂和愤懑的情绪交替支配着。这样，他的健康自然恢复无望，其寿不永，年仅五十余岁而病故，与早年这一段艰辛的生活不无关系。
生活的不愉快，加重了传主的病情，而病情的沉重又反转过来影响了传主的情绪。"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的自述，正反映了"病魔"与"孤怀"的相互作用。传主吴敬梓的身心健康在这种状态下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越是受到人们的冷遇和社会的孤立，就越易激发他对人们的厌恶和对社会的怨恨。敏轩早年就就养成恃才做物的性格，而今却又怀才不遇，更激发了他的狂放不羁，特别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文才的鄙薄。他对周围社会中那些偶然取得一第便做视他人的浅薄的科场人物，十分反感，一有机会，就要出些难题捉弄他们，从而加以揶揄嘲讽。他对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史著作极为喜爱，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事迹也十分钦迟，在《南史·张率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张）率字士简，性宽雅，十二能属文，常限日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张率以自己作品冒称沈约之作，捉弄了以耳代目、盲目崇信名人大家而鄙薄后进俊秀的虞讷。这一故事触发了传主的心机，在全椒社会上他也曾效法张率行事。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就有"赋诗诈人称沈约"之句，正反映了传主这一触犯科举人物大忌的行为。此举固然一泄忿激，痛快一时，但却为吴敬梓招致更多的嫉恨。不过，这也是由于传主自己作品为人轻视而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吴檠诗作中紧接此句之后尚有"草玄传世仗桓谭"的诗句，就说明了传主何以愤激的社会原因。据《桓谭新论·闵友篇》：王公子问：杨子云何人耶？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玄》经百年，其书必传。
又，《史通·自叙》云：扬雄少为范逡、刘歆所重，及闻撰《太玄经》，则嘲以恐覆酱瓿。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尽管传主的著作受到浅薄的科场人物的鄙视和诋毁，但他本人以及象吴檠这些深知他的才情的亲友，却坚信他的著述必将成为传世之作。
前文曾经述及，吴敬梓自幼喜阅小说、酷爱戏剧，他曾象薛谭从秦青学歌那样，亲手执红牙板拍曲按歌，但那时还只在攻读时文八股的闲暇时刻偷偷地学习。而到了此际，业已长大成人，父母先后亡故，已无长辈约束；同时，由于在科岁考试中均未能名列前茅，为人轻视，极为愤激，因而他再也不去理会世俗的舆论和亲友的嘲责，更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有时干脆把演员歌女一齐招来，就在家中或清唱或演出，还宴请同好友朋饮酒听戏，一时满堂腰鼓，男女演员，浅斟低唱，喧闹之声，时闻于外。有时甚至留下演员歌女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豪兴不衰。这样的生活在他的亲友诗作中也有所记叙，如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说：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右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奴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
金两铭和诗中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
但是，我们要了解，传主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乐的这种表现，并不完全是纨绔子弟习气的表现。自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吴敬梓也不可能全然没有这种习气，然而促使他沉缅于此的主要原因在于吴檠、金两铭诗中一再提及的"愤激"。而形成敏轩如此"愤激"情绪的，却有着如前文所述及的深刻的社会因素的。也正由于愤激的情绪无以宣泄，传主才偶一"谋作达"、"恣豪侈"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吴敬梓和那些纨绔子弟又有什么区别？可是，他的一些亲友和全椒社会上的一些士绅，不愿或不能理解他，相反却认为这是公然违抗礼俗的、地地道道的叛逆行为，一时对他的讥讽、斥责就铺天盖地而来。
吴敬梓这几年所过的这种豪侈生活所费极大，他拥有的家产已开始逐日减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稍事更张。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说他"以兹重困弟不悔"，可见传主决意要维持这种狂放的生活。这样，他不得不寻找经济来源。不事生产又未仕宦的传主，只有走变卖祖上遗留的田地房产一条路了。但在分家之后，属于他的一份财产原就被族人夺走不少。一些关心他又不理解他的亲友，曾一再劝说他，但传主曾经亲历夺产之争，族人见利忘义的丑行，曾经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从此，他把族人极为着重的钱财故意视如土芥，执意要变卖出去。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传主当时的激愤表现：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斡声如甝。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
不过，依靠变卖遗产是不能长久地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不久，由于"田庐尽卖"，以至"奴逃仆散"，而传主也就遭到吴氏族人和全椒士绅更为严厉的责难，甚至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容中》）。从此，他在家乡的处境更是艰难困窘了。
敏轩自幼生长于地主阶级的科举世家，从小不事生产，虽然屡经家庭变故，其实也并不知道世事的艰难的。尽管他生性高傲，但在家庭经济面临破产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作为科举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吴敬梓自然要走父、祖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要从科举八股的考试中谋求出路。早年他的嗣父吴霖起向他灌输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向他讲述的自己家族从科举发家的光荣历史，都还没有淡忘。更何况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在这几年内也还停留在企求科举荣耀的阶段，因而，在放纵自己一段时间后，他又有所收敛，略作应试准备后，就在雍正七年（1729 年）二十九岁时，前去滁州参加科考了。
这次科考是为秋季乡试做准备的预备考试，由安徽学使李凤翥亲自来滁州主持。凤翥字云麓，江西建昌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丁丑科进士，雍正四年（1726 年）以鸿胪寺卿出任安徽学政。吴敬梓从家乡全椒来到滁州之后，考试之前，不免探亲访友，活动比较频繁。他的大姊早年就出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虽然姊夫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时已经去世，但吴敬梓与他的姐姐感情极其深笃，这次来到滁州，当然要去看望。同时，科举时代每逢乡、会试，正是士子认识结交、讨论学问的难得机会。试场附近的茶楼酒馆，就是士子们经常涉足聚会的处所。这种情况不仅在三年一科的乡、会试中如此，即在府、院试也同样存在，只是范围较小、人数较少而已。吴敬梓此次来滁州参加科考，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一科举世家子弟的名望、他本人的才情，以及他的狂放不羁的种种作为，等等，必然成为滁州地区士子所要结识的头面人物。而传主在度过几年孤寂的生涯之后来到滁州，一时之间结识了新交、会见了故友，谈话中自然会诉说几年来倍遭冷落的境遇，也会抒发平生的宏大抱负。在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也倾泻了一些对世事不平的愤懑以及怀才不遇的牢骚，甚或涉及到当时一些有势力的士绅官僚。这些言论和他以前在家乡的一些被人视为乖僻的行径，被嫉视他的一些人，在学使李大人的左右加以传播张扬，这对于吴敬梓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明确规定，士子不得随便发表议论。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曾颁行卧碑文，刊于天下学宫明伦堂之左，其中明白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若纠众扛帮，骂帮宫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清顺治九年（1652 年）颁行的卧碑文也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
吴敬梓与三朋五友的聚会、议论，只需稍加罗织就可成为治罪的凭据，最轻的发落也是不予录取。
传主吴敬梓闻知自己的言论和行事已被禀报到试官那里，并且已在一些人中传扬开去，事后也不免有些耽心和后悔。因为他毕竟是科举门第出身的士子，仍然企求从科举谋一出路。此际，他的认识还没有发展到与这一制度决裂的地步，应该说追求科名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自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十八岁时考取秀才以来，历经多次乡试，几近十年时间都未能博得一第，眼看这次科考又可能被黜退，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懊伤万分。在这种心境支配下，传主吴敬梓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居然向主其事者跪拜求情，请求录取。不料，他这种认错的行为并未得到原宥，反遭到大声的斥责，使他感到极大的羞惭。幸亏学使李凤翥年长于传主许多，是一位忠厚长者，又很欣赏吴敬梓的文章才 气，未十分听从左右的谗言，原有和包容了传主一些"乖僻"的言行，依然破格录取他为第一名。这既出乎吴敬梓本人的意外，又出乎他的友朋的意料，而他的居停主人也为之高兴，准备了酒菜，召集了吴敬梓的同辈好友聚会庆贺。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曾记载了这段遭遇：昨年夏五客滁水，酒后耳热语喃喃。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甝。使者怜才破常格，同辈庆迁柱下聃。居停主人亦解事，举酒相贺倾宿庵。今兹冠军小得意，斯文秘妙可自参。
但是，因这次科考获得第一名的兴奋情绪维持不久，敏轩又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学使李凤翥在主持这次科考以后，三年任期已经届满，不久就回京复命去了。新接任安徽学使的是侍讲学土王兰生，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康熙六十年（1721 年）辛丑科进士。李凤翥出任安徽学院时距他考中进士已近三十年，而王兰生来任安徽学院时考中进士不过八年。王学政这样的经历，就可能使得他不象李学政那样待人宽厚、乐于包容。当他上任之初，去科考之日不远，科考时的种种情况他自然有所闻问，吴敬梓当时的"出格"表现，这位新学政也必有所知悉，因而对传主的品评自不会有称赞之语。而这对吴敬梓参加乡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不久，吴敬梓在这次由福建长汀人、大理寺卿黎致远和福建安溪人、编修李清植主持的、考题为"生而知之，上也"、"徵则悠远"二节、"汤执中立"二句的己酉科乡试中终于落第。
这次考试失败，给予传主的刺激十分巨大。他原以为凭自己的文才，求取一第如同拾芥，特别是科考获得冠军以后，更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八股文章的"秘妙"，岂知正式参加乡试却一败涂地，铩羽而归。作为日趋败落的科举世家子弟，他本想通过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以重振家业、光大门楣。这一企望一旦落空，理想成为泡影，他的情绪顿然跌落下来。何况在科举社会中。世俗偏见又认定凡是考取科名的人就有学问，反之则无学问。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一时感到难以在故乡全椒的社会中露面。因而在参加乡试失败后不久，他又前往南京小住。为了排遣极端苦闷的心情，传主在南京与新旧知交经常游宴聚会，纵游山水，饱览景色，一时还不感到太多的孤寂。但是到了这一年（雍正八年、1730 年）除夕，朋友们都回家去守岁了，客居异乡的吴敬梓这才感到难耐的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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