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修先贤祠
七 修先贤祠 (第3/3页)
而亦淫也。淫与黩交争则当祀而弗克举者，敢谓其无哉！吾金陵于古为扬州之城，禹迹所至，睹江山之奠丽而叹。禹之明德远矣。二帝三王之泽皆在中原；江左僻处荆蛮，自泰伯窜居而后风气日开，文明渐著。万世之学，以孔子为宗；而孔氏之门，惟子游为吴人，志谓上元县东二十余里有子游里。大禹有平成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在这篇文章的后半，他批评了"六朝崇尚佛老，未足与议"；南宋建先贤祠，又"未遑详考，以泰伯降与后世往来游宦者同列"；"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却也未曾议及此二圣一贤，认为"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因而，程京萼竭力主张为大禹、泰伯、子游等"圣贤"立祠祭祀。他的主张，其子廷祚必当为之宣扬，因而敏轩自必受到影响。
在学术界对释道势力扩张以致侵凌到儒学正统地位表示了极其不满、并且大力尊崇儒学以与之对抗的同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一方面采取了尊孔读经的措施，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元年（1644 年）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九年（1652 年）福临亲临国子监"释典先师孔子"（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推崇六经是"帝王修身治人之道"（《清世祖实录》卷十五）。康熙继位之后，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秩序极为有利的程朱理学更大加肯定，认为"古今讲道学者甚众"，只有"朱子洵称大儒"（《清圣祖圣训》卷五），宣称朱熹之学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另一方面，又对释道势力一再加以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 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主要就是指释道而言；所谓"正学"，就是指孔孟、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诏毁天下淫祠"（《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1687 年）又有禁止僧道邪教之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应严行禁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严禁喇嘛"取民地以广庙字，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一度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但为时不久，弘历即位之初又痛斥释道势力，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一月辛丑上谕中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十六当然，清王朝采取这些政策是出自维护和加强他们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与当时学术界中批判释道、尊崇儒学的思潮也有一致之处。
南京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东，为宋代开庆元年（1259 年）制使马光祖所建，数代以后渐渐颓毁。明代焦竑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建议修复，朝廷乃命祠部祭郎葛寅亮于普德山后建先贤祠。不久之后再度圮坏，境地又极幽僻，乃成为宵小之徒藏身之处。因而某县丞索性将所剩的砖瓦梁柱取去修理廨舍，先贤祠更废为平地（参见乾隆十二年《江宁新志》卷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十三、《金陵待征录》卷二）。与传主吴敬梓一起曾经研讨过古礼的樊圣谟此时正寄寓在普德寺中，此寺与先贤祠同在普德山上。《金陵梵刹志》卷三十八有如下的记载：普德寺在都门外南城地，东去所统报恩寺一里，东北去聚宝门一里半。??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时坠秀色，旁接雨花之胜。
樊圣漠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敏轩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
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朝廷功令，对吴敬梓自当产生一定影响已如上述。何况，全椒吴氏还有着崇信儒家思想的家庭传统，而且传主又以这种传统为足自豪。在《移家赋》中就说自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说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的后人。他的高祖吴沛曾致力于孔孟、程朱之学，传主怀有深情地赞美他能"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其后，敏轩的历代先人也都是以儒为业、遵循儒家传统行事的。传主本人也一再表示要恪守这样的传统，在《遗园》四首中一再表示："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因而，一旦他的友人提出修复先贤祠祭祀泰伯等贤人，以之与释道势力相抗拒，他自然乐于参加是举了。此外，传主的曾祖吴国对的至交、诗人施闰章在康熙九年（1670年）曾写有《金陵先贤祠堂歌》，历叙先贤祠兴废的历史。这对一向尊崇先人的吴敏轩，自当产生一定影响。这首长诗云：崇把杰阁南山前，问谁祀者惟先贤。在宋开庆实肇始，旧基结构青溪边。泰伯以还人四十，封爵 姓氏人题镌。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维七千。重典何时遂湮废，南郊再祀神宗年。议复维焦与李叶，祠祭经营分俸钱。朱堂冠山下俯寺，长于塔影檐端悬。书屋茅亭次罗列，灿然气象联星躔。丹非徒耀耳目，荐蘋酹酒皆留连。
廉顽立懦此风好，百年芜秽成荒烟。狐狸所家蛇豕涵，颓墙败棘相钩缠。存者遗墟半浸没，父老吞声多涕涟。倔强魏生与张子，吊古抗言相后先，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陈侯磊落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旧增新五十四，日采舆论无陂偏。神呵鬼护此正直，孤松独立龙蜿蜒，百年废绪一朝举，丰碑伟咏千秋传。於乎前贤诞河岳，上者骑箕魂在天，缥缈岂应争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后有来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莽，恐使白日昏虞渊。
--《愚山诗集》卷二十在这首长诗中，施闰章叙写了南京先贤词的兴废史，宋代开庆年间所建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畔；到了明朝神宗时，由于焦竑、李廷机、叶向高、葛寅亮等人倡议和经营，方在南山（即聚宝门外一带山峦）重建；此后又渐渐颓圮，衰败不堪，以致无人过问。但"佛老精庐"也就是释道二教美仑美奂的寺院，却到处充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大士子的不满和愤慨，群起而奋力修复南山先贤祠，以之与释道势力抗衡。但这些土子的力量毕竟有限，修复工程可能极为草草，不到二十年，又渐渐衰败如故。康熙三十二年（1694 年）到三十七年（1698 年）之际，范承勋总督江南，又将先贤祠改建于国学之西，但也不过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乾隆初叶又再次颓败，以致南京的一些学者文士又有修复之举。先贤祠虽一再败落，一再修复，但释道的迷信活动，即使在吴敬梓参与的这次修复先贤祠之际，依然十分猖獗，传主晚年所写的《雨花台》一诗的小序中就说：??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
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泰伯祠，实即仓颉庙，揆以当时情势，当属可能，金鳌《金陵诗征录》卷二有记云："仓圣庙，??在府治西??国朝张允升拟建，未遂。后乃迁雨花山傅制军祠祀之。祠成，樊明微求古乐，率弟子肄习之??。"即令不全然指实，而采撷其中某些细节亦属必然。从这篇小序中，也可看出传主吴敬梓对"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释教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正反映出他参与修复先贤祠，实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汲汲相关。
吴敬梓热衷于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多少还和当时朝廷中夺位之争、全椒吴氏家族中夺产之争对他的影响有些关系。玄烨在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十二月立允礽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十一月废；次年即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又复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即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度废黜。至此，终其在位之年，始终未曾立定太子，这就为诸皇子争帝位埋下祸根。当胤禛继位之后，朝野之间盛传他在亲承末命时，将父皇玄烨"传十四皇子"之语改为"传于四皇子"。因而，胤禛在即位之后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中曾痛斥此说：??现据广西巡抚金拱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叛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尽管胤禛引用此说后又加辟清，但反使此说更为流传开去。传主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胤禛继位时，敏轩己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秀才，对朝廷中这件大事当然会有所闻。
正当此际，吴敬梓的生父雯延和嗣父霖起先后谢世不久，传主吴敏轩的族兄弟乃至一些叔伯都觊觎他所承继的财产，颇想染指，终于爆发了一场遗产之争。这种"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的现实，给传主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极端愤怒的同时，又对族人的贪婪恶性无可奈何。而当他移家南京十年之后，业已过了不惑之年，此时有人倡议修复先贤柯以祭祀泰伯等先贤，吴敬梓自然会从先辈口中知道当年玄烨南巡江南各地时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四月御书"至德无名"额悬于泰伯祠的盛事。泰伯是孔子极为赞美的贤人，在《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资助以襄其成了。传主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表露。例如在《移家赋》中说"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还大力赞扬先人让德，说他的"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有功，被"赐千户之实封，邑**而剖符"，数代以后，"追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当传主病故九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还写有《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到门先觉桂香浓，树抄微风送晚钟。三度时巡留睿藻，千秋让德仰姬宗。（自注：爱棠新构泰伯庙于寺中）
人寻小径穿苍藓，僧煮寒泉泛紫茸。坐久忽闻涛韵细，夕阳楼外几株松。
--《杉亭集》卷八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吴娘将"让德"与"泰伯"直接联系在一起。无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父敬粹的思想。这在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可看出，小说中径直将先贤祠改为泰伯祠就是明证。尽管先贤伺中是祭祀自泰伯以下 的先贤，但无论是程京萼的《金陵祀典议》、施闰章的《金陵先贤祠堂歌》，还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顾云的《盋山志》、张其濬的《全椒县志·吴敬梓传》中都只说"先贤祠"，而没有象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那样称作"泰伯祠"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曾对这种情况有如下的解释：据金跋，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展，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
--《儒林外史评》张文虎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吴敬梓的主观意图的。但小说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其含意还不限于天目山樵所指出的这一层用意，同时还流露出了传主自诩门第的意识。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韧于东浙"，并自注道"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为泰伯之弟，因此传主也自认为泰伯后人。而表彰祖风世德，这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乐于作为的，吴敬梓也不例外。因之，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传主极尽铺扬之能事，细细叙写祭泰伯祠的前前后后。在他的笔下，首先让迟衡山批评"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这与程京萼在《金陵祀典议》中所指责的"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而未闻及二圣一贤，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如出一辙。然后复由迟衡山阐明修复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迟衡山的倡议，得到南京许多大名士的响应，纷纷解囊，襄助修祠费用。接着又写迟衡山偕同杜少卿去专访"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名满一时"的庄绍光，请教祭祠的礼乐制度，庄绍光表示这是"千秋大事"，"自当赞助效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究，庄绍光终于"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交与迟衡山拿去了"。修祠费用筹集周全，祭祠礼乐商订完备，由谁主祭，这又是一件大事。传主因而又"特起立传"（天目山樵评语）地写了虞育德这一"真儒"，将他推上主祭位置。此后就是用"堂哉，皇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大手笔描叙祭祠经过：大典订于四月一日，迟衡山邀集了与祭的诸位名士于三月二十九日先行出了南门，进了"泰伯之祠"预为准备，主祭虞育德也先行一日"来到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及至四月一日五鼓，祠门大开，热闹非凡地进行祭祀之礼。礼毕，传主又在小说中充满热忱地写道，只"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当马二先生问他们何以如此，传主还借这些百姓之口说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听了百姓这样的话，与祭的"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敏轩这些描写，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到颜、李学派的主张。颜元就曾说"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颜刁斋言行录》卷上）。李塨也认为"礼乐愈备，习之既久，天下无不文以礼乐之士矣"（《平书订）卷一四）。颜、李学说在当时士人中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包括敏轩在内，他们的确相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干既倒。然而，就在传主赞美这一盛举的描叙中，也已透露了这种社会理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南京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这样的"礼体"，这正是修祠的大名士的可悲之处。十余年之后，当王玉辉来到南京，在邓质夫陪同下前往瞻仰泰伯祠时，虽然当年"迟衡山贴的祭祀议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已积满灰尘，非拂拭已不可看清了；所有的乐器、祭器也都锁在大柜中，已不再有人举行祭祀典礼了。再隔二十余年，到了小说中假托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盖宽来游时，"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目睹这种残破景象，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盖宽的感慨，与施闰章在《金陵先贤祠堂歌》中"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的愤慨正相似。而盖宽的叹息，也正是传主吴敬梓的叹息。至此，我们的传主终于明白先前一度热衷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修复泰伯祠也并不能挽救颓靡的世风。他在作品后半形象地描绘了泰伯祠的残破景象，无疑地显示了传主自己也已认识到这一理想的不切实际。但是，他仅有的一些赀财大都用来修建此祠，随着泰伯祠的破败，他的家产也净尽了，从此陷入更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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