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1/3页)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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