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2/3页)
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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