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第3/3页)
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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