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第1/3页)
传主吴敬梓是以他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传名后世的，然而他也曾涉猎群经、芽穴文史，尽管没有学术著作传世，但从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窥知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具体说来，他对《诗》、《书》以及戏剧艺术都曾程度不等地进行过探索，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日："此人生立命处也。"就首先揭示出传主学术研究的内容--治经。其实，尽管敏轩屡代先人中不乏研治经学的人，他的儿子吴烺也曾被称之为"经学名儒"（平步青增补常熟张问月所撰《经学名儒记》中，就曾列出吴烺姓氏，见《霞外捃屑》卷六），但传主却不以治经名于世。至于传主对戏剧艺术的见解，则鲜有人提及，现将其与治"经"的见解一并表而出之。
（一）治"经"的见解
《庄子·天运》云："（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由于《乐》无书，故一般称"五经"。在"五经"中，传主曾治过《诗》和《书》二经。
全椒吴氏有着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如传主的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本人也著有《诗说》。程晋芳说吴敬梓著有"《诗说》若干卷"（《文木先生传》）；王又曾则说"《诗说》八卷"（《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沈大成却说"《诗说》数万言"（《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儒林外文跋》）。尽管诸家记载的卷数不一，但他治过《诗经》则是一致公认的。可惜这部《诗说》已失传，无法详尽地研究他对《诗经》的见解，只能从他朋友的诗文中窥探他治《诗》的观点。
孔子曾说《诗经》的内容"思无邪"（《论语·为政》），说它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治《诗》的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的齐诗，韩婴的韩诗，都是今文学派；毛公的毛诗则系古文学派。毛诗《序》中说《诗》的作用就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今文三家的序，虽已亡佚（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从治齐诗的匡衡上疏中（参见《汉书·匡衡传》），可以了解他们对《诗》的见解，与毛《序》并无根本分歧。因而郑玄作《笺》，虽力申毛义，也兼采今文三家之说。其后，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进一步阐发毛、郑之说，于是毛诗乃成为官定的经典。可是到了宋代，《诗》毛、郑之学开始受到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的诘难。特别是朱熹，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毛《序》不足凭信。在《诗纲领》（《朱子全书》卷三十五）中，他还十分反对毛《序》的美刺说，这对还原男女情诗的本来面目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又站在道学家立场，在《诗集传》中，将二十四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斥责为淫佚之词。另外，他还把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认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可于《诗经》中求得（《诗集传序》）。因此，他也必然会对这部诗集作出一些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解释。由此也可见他的《诗集传》虽然破除了双人说法的一些不当，但仍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采用，特别是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诗用朱熹的《集传》以后，朱熹的诗学几乎成为一统局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经"并无门户之见，而是杂采汉宋，不主一家之言。乾、嘉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风也为之一变，汉、宋两家才截然分明，汉学盛行而宋学衰落。从勘正训诂以求《诗》的本义，是清代治《诗》的主流。
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治《诗》又是主哪一派？他的朋友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诗中说他"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金兆燕还斥责"申公辕公老且秃，驱之不堪填硎谷"，鼓动吴敬梓"先生速起为我折五鹿"（《棕亭诗钞》卷三）。这很明显，金、吴二人研治《诗经》的观点，是赞同汉学中的古文学派而反对汉学中的今文学派。金兆燕诗中说的申公即申培，辕公即辕固。师伏翼萧是指传齐诗的师丹、伏理、翼奉、萧望之（参见《汉书·儒林传》）。五鹿充宗治今文《梁丘易》，善于辩论，无人能与之争，惟有朱云可以折服他（《汉书·朱云传》）。金兆燕希望传主充当朱云的角色，在《诗》今古文之争中，能令今文学派望而"辟易"。
的确，吴敏轩治《诗》是古文学派的观点，但并不如金兆燕所说的那样"坚定"的古文派。这是因为古文《诗》郑氏所笺，已间采今文三家。同时，清初治经的风气，并未严分畛域。而朱熹的宋学，也是博采众说，杂用今古。这些对传主都产生一定影响，倒是沈大成的分析接近实际。沈大成本人"治经皆宗汉学"（《奉和张霍山先生》诗注，《学福斋诗集》卷十五），他与传主吴敬梓父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都有交往，应该同金兆燕一样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他说传主"少治毛诗，于郑诗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青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这是说吴敬梓的《诗说》，既采用汉，又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派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并不屏弃。所以，后来章学诚说他"不偏主汉宋门户 "（《丙辰札记》）。
无论传主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这可以从现存的片断记叙中窥知。金兆燕在《奇吴文木先生》一诗夹注中说他"注《诗》，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即《汉广》）云，祀汉神也。"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诗说》"载有《说<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即《桑中》）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这些，都可供我们研究。如《汉广》一诗。本是写求女失恋之作，毛传却说"汉广，德广所及也"，完全无视诗的内容本身。鲁、韩二家则认为指江汉女神。鲁诗说江妃二女，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韩诗说游女指汉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这是由于《汉广》的恋情内容实在不能完全抹煞，所以鲁、韩二家乃变通为祀女神之说，这是极其密致的曲解。象这样解释恋情诗，连道学家朱熹也不满意，他说："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客耶？"（《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因而他在《诗集传》中解释此诗为"江双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是符合诗本身内容的。当然，他又从道学家立场宣扬用"文王之化"，"以变其**之俗"，则极不可取。传主说此诗为"祀汉神"之作，这是用鲁、韩之说，虽与朱熹解释不同，但也根本否认此诗男女同游的内容，仍然是从"思无邪"的观念解释此诗。
《爰采唐矣》乃鄘风《桑中》篇，明明是一首男女幽期密约的情歌。毛传说他"刺奔也"，将正面描写的恋情绕弯子说成是反面讽刺。齐诗也"以为淫奔，义与毛合"（《诗三家义集疏》卷三）。朱熹则直斥为淫辞，是桑间濮上之音。这说明《桑中》的大胆的爱情内容，使得无论汉儒或宋儒都无法否认，只能加以曲解或斥责。可是吴敬梓却认为是"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燕燕于飞》乃邶风《燕燕》篇，本是写送嫁的诗，毛传却说是"卫庄姜送归妾"，用《春秋左氏传》来附会《燕燕》一诗（《左传·隐公三年》），已非其本意。传主却又使之再截搭上《桑中》一诗，解释得固然"醇正"，但与此诗的爱情内容则完全不相干了。
《凯风》是写儿子感谢母亲的抚养，但却不能安慰母心而自责。毛传却说"美孝子也"，因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朱熹基本上沿用毛传，说"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他们同样是为了宣扬孝道，不惜将七子之母污蔑为淫妇。传主吴敬梓反对把它说成是"淫诗"，认为"与淫风无涉"，这是对的，应予肯定。不过，吴敬梓仍然是从不违背"思无邪"的观念出发的；同时他又赞同此诗有表彰孝道的内容，虽不同意将其母污蔑为"不能自守"，但又贬斥为"不能食贫居贱"，与毛《诗》"成孝敬"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与诗的本意却依然毫无干联。倒是齐诗认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鲁、韩两家对此诗也"说当与齐同"（《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今文三家并没有象古文毛诗那样把这首诗曲解得不成样子，也没有借此"美孝子"，因而为传主所不取。由此可见，吴敬梓虽然"力辟"对此诗的谬说，但其见解也并不高明。
传主吴敬梓的《说<溱洧>篇》，在金兆燕的诗和金和的跋中，没有透露出具体见解。小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却谈到此诗，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当然，杜少卿的见解不能与吴敬梓的观点划等号，只能供我们联系传主对其他诸诗的见解一起研讨时参考。《溱洧》一诗写男女在春天欢聚于溱洧两水之旁，相互赠送定情的香草。毛传无法掩饰其爱情内容，乃曲解为"刺乱世".因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说它是讽刺**的作品，真是颠倒黑白。鲁、齐也是说郑国"淫辟"，"男女私合"；韩诗不说它"淫辟"，认为是"说（悦）人"之作，但又曲解为"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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