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第2/3页)
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对于"招魂续魄"之说，朱熹是不同意的，但却直接了当地将其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不能无视此诗的爱情内容，但既不愿说它是淫诗，又不敢按诗的本意讲，乃曲为解释，说成是"夫妇同游"，这就符合了"经夫妇"、"厚人伦"的诗教。杜少卿的这种见解，与传主吴敬梓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吴敬梓虽然"少治毛诗"，基本上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也不完全屏弃朱熹《集传》，而是有所取舍，其标准就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及毛《序》所云"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他在某些方面，不采取朱熹的说法，特别是不赞同"淫诗"说，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说法与孔子"思无邪"的评价有矛盾，因为《诗经》是"曾经圣人手"的，说其尚有"淫诗"，这就有损于"圣人"的形象。对这种"淫诗"说，与朱熹同时代的陈傅良就声言"窃有所未安"（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表示不满。元代马端临也加以指责说："夫子（孔子）删《诗》矣，其所取于《关睢》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朱熹）《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初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均有类似意见。传主吴敬梓对《诗经》中有关篇什的解说，极有可能是受到他们著述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对《书经》的见解，在他的一篇保留至今的文章中可以觇知。敏轩的朋友江昱作有《尚书私学》四卷，除作者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写有自序外，吴敬梓、程廷祚都曾为之写序。吴序收入焦循《扬州足征录》卷十三，程序见《青溪文集续编》卷二。
《书》的内容大都是记载上古的政事和政治文告，所谓"《书》以道事"（《庄子·天下》），"《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尚书》研究中也有今古文之分，济南伏生所传的是今文，鲁共王在孔子宅所得而归之于孔安国的是古文；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时魏人王肃采辑逸书托名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到唐代，伪孔定于一尊，同毛诗一样，成为官定的经书。但千百年来怀疑其伪者，颇不乏人。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钩沉决断，经过激烈争论，《尚书》有伪之说，才为学者公认。
《古文尚书疏证》的问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有一定意义，因伪古文《尚书》所增各篇都是崇儒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虽然对伪古文有所怀疑，但仍用伪古文《大禹谟》中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解释"四书"，建立道统。顾炎武驳斥它"陷于禅学"，为"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指责"今之君子"，"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但顾炎武对理学家所宣扬的"十六字心传"虽加批驳，其根据还是儒家经典《尚书》、《论语）。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则直斥"十六字心传"为伪托，非"圣人"所制，指出前三句出自《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一段话而加以概括，后一句则见于《论语·尧日》（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二）。这一摘发，无异是釜底抽薪，原来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用以驾驭人民，理学家用以建立道统，封建知识分子日夜诵习的所谓"圣人"经典，居然是伪造的，这在客观上则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毁灭性冲击。
围绕这一问题，清初的学术界展开了争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专以驳斥阎若璩为能事，江昱对毛著极为赞赏，传主义对江呈著作大加推崇，倒是程廷祚却先后著书立说，阐发古文之不足信，程晋芳也认为古文尚书系属伪托。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他曾在"秣陵（南京）与程廷祚辩论《尚书》古文，至日晡忘食，钱塘袁枚目为经痴"（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传主与他颇有交往，《文木山房集》中有《留别江宾谷》七绝二首，《高阳台》词中也提及他。江昱能诗，有《松泉诗集》六卷（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善词，有《梅鹤词》四卷（见《仪征县志》卷四十五）；所著《尚书私学》则为其子所校刊。对于《尚书》古文，江昱认为它"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贤不能道"，并非伪托。他说阎若璩等人凭"一得"之见，"妄斥圣经"是不足取的。相反，却赞赏毛奇龄的《冤词》为"极有力"之作，只不过认为它"其词之过费"，不够简洁，因而采取"诸家驳正之言，一一解之，自为一编"（《尚书私学》自序），颇为自许。其实"其说多据理意断"，又"过于求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存目二），学术价值不高。
程廷祚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文中虽然讲了一些捧扬的话，但并不同意江昱的见解，并且与之辩论，"宾谷意不然，余亦卷而怀之"。江昱却听不得相反意见，与人争论不过，甚至去祈求亡灵。他曾"以古文《尚书》之故，走南岗，谒梅将军庙，涕下交颐，不能仰视。曾见有朱衣象笏，博带峨冠，假寐而陈辞，夜分而共语者"，程廷祚很风趣地劝他不要如此，以免为"山魈"、"野魅"所惑（《与江宾谷书》，《青溪文集》续编卷七）。
传主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中，虽然十分赞赏江昱这部著作，但并未维护古文尚书的是真传并非伪托，而是采取了比较超然的态度。他在序中说："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并未表示明确态度，认为这与"《书》之义理"并没有重要关系。当然，纠缠于《书》之真伪，从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尚书》，还不得不重视这部伪古文。但在当时，尊伪古文者"则以人心惟危十六字为圣学心传"，而疑伪古文者则"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来"（程晋芳《晚书订疑后序》，《勉行堂文集》卷二），从而说明"圣经"并非"圣人"所制，实是赝品，其冲击宋明理学的客观意义自不待言。坚信伪古文固不足取，认为不必分辨真伪也同样不足称道。
传主吴敬梓在为江昱《尚书私学》作的序中，除了对辩论古文真伪问题持批评态度以外，又充分肯定了"经"和"经学"，说"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绸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对江昱的"卓识"和"神悟"表示极大的赞赏，这是不足取的。因而对他的治《书》观点是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的。
（二）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在研治经学的同时，传主吴敬梓早年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并未随着年华的老大而有所减退。虽然晚年已陷入贫困，没有赀财可以供给他作"泥沙一掷金一担"（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豪举，但他对戏曲的兴趣、与演员的友谊却始终不衰。在他晚年写成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不少关于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演员生涯的描写。同时，在他晚年结识的友人中也有不少擅于词曲的学者，例如他的忘年之交严长明就懂得戏曲，曾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谢章挺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论这部书"论乐曲甚详"。其实，传主早年结识的一些学者、文士中也颇有不少擅长戏曲，并有创作传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于此，如程廷祚、金兆燕、李本宣等人。传主吴敬梓在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中，自然也不可能不涉及他们共同爱好的话题。尽管吴敏轩没有戏曲作品问世，但到了晚年，他也撰写了有关戏曲的评论文字。
程廷祚是以研治经学为主的学者，李本宣也曾研治经学长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们又都有戏曲作品问世。一般说来，清代有些学者大都讳言自己对小说、戏曲的兴趣，更不愿公开自己研究小说、戏曲的的成果或创作小说、戏曲的成绩。早于传主的学宗程朱的吕留良（1629-1683）在临终前就告诫他的子孙"不许于家中演戏"（《吕晚村文集》卷八）；后于吴敬梓的经学家凌廷堪（约1755-1809）曾经著有《燕乐考原》，在他研究戏曲时，就有友人劝他"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见张其锦《凌次仲年谱》卷一）。当传主的小说《儒林外史》完稿之际，他的友人程晋芳也曾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何以这些学者、文人都回避谈论创作和研究小说、戏曲的成绩呢？这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禁令不无关系，俞正燮曾经记述了清代禁毁小说、戏曲的经过：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词秽说??限文到三日销毁。
--《演义小说》，见《癸巳存稿》卷九对于戏曲也是严令禁绝，雍正十三年规定：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
--《刑部刑律杂记》，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九封建统治阶级虽然禁止所谓"淫词"的小说、戏曲流传，但封建帝王也要观戏听曲，特别是玄烨、弘历先后数次南巡，江南一带地方官照例要准备伶人侍奉，传主吴敬梓的《老伶行》一诗中，就写到老伶工王宁仲在年青时就曾应召为玄烨演出。为了供奉帝王，各地衙署就不得不准备戏曲作品，网罗伶工演员、以备不时之需。据李斗所记：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