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第2/3页)
，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儿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使之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还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敏轩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社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敏轩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传主对这些"中间人物"热中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吴敬梓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传主的笔锋就又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敏轩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敏轩以令人"黯然**"（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传主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敏轩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与礼教虚伪的批判
前一节在论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反映时，虽然已涉及科举与礼教这两个命题，但未做深入分析，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传主在小说中涉及较多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专门做些研讨。
先说科举。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土人、选拔官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隋大业年间开始推行，直到光绪末年废止，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地实行，就颇值得研究，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原来这一制 度是代替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而出现的。
显然，这一制度在产生之初，是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巩固的，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地主阶级的日趋反动，科举制度也就日渐僵化。到明代，也就是《儒林外史》故事发生的假托年代，则更以宋以后开始出现的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基本形式，以朱熹等理学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作者只能阐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谓代圣人立言，绝不允许联系时政发表自己见解。清承明制，亦复如此。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以来，已极为腐朽僵化，和前此的科举制度已有所不同，确切他说是八股科举。胡适说《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吴敬梓传》），这一提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明季末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目睹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大多从"补天"的动机出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提出内容各自不同的改良主张，而八股科举制度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或排击八股举业，或驳斥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传主选择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式，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究竟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弊端的呢？这在前文论述他所接受的颜李学说影响时也有所涉及，此处再略作申说。首先，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当然，此处所言的教育与政治，均指封建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反对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可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他们之所以反对八股科举，也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从传主许多生动的描绘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对八股科举痛加揭露，首先就是由于它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通过迟衡山之口对它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因为这些"无根之语"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正务"--教育和考试的正当内容的。这样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必然培养和选拔出大批无知的蠢物，正如小说中所揭发的那样：这些士子对于四书、五经，或者一窍不通，穿凿附会，如进士王惠把孟柯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的奴隶制的贡纳制度，解释成是指自己五十岁登科；或者按照宋儒注疏去解释经文，"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偶或有人引用汉儒注疏，"就都当做新闻"，极为孤陋寡闻。再次，对于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法，传主也作了揭露和讽刺。从府县试到乡院试的乱糟糟的情景，《懦林外史》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院试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甚至看看考场--广东贡院，也得用"几个小钱"。南京乡试时更是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却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切不可以为传主所描写的这几个场景仅仅是个别突出的现象，全国各地的考试情景莫不如此，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滔滔皆是，岂独安庆"！对应试士子和主考官员的丑态，吴敬梓也有形象的描绘，从而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重重黑暗。从考生方面看，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从主考方面看，他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徇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 名秀才功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玫，他们就是如此相互勾联提携共进，不择手段以求官禄的。此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在他的笔下，秀才写别字（魏好古），举人把赵普与张士诚混为一谈（张静斋），进士不知道苏轼为何人（范进）。即使他们整日"揣摩"的时文，也很欠工夫。但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出则为贪官墨吏，处则为劣绅恶霸。汤奉在高要知县任上，每年搜刮八千两银子；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娄中堂官衔的灯笼，就可以吓人，通行无阻；严大位并无官职，仅凭一贡生功名，却拦猪讹钱，夺产凌人，无恶不作。这些科场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更促使了本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不堪。在八股制艺风靡的社会中，谁取得功名，谁就有学问、有品德。因为"科甲发在彭府上"、"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整个五河县的"品望"和"才情"全归于彭乡绅一家。
而一些落第者，或者如三十七年老秀才倪霜峰那样卖儿卖女，或者如那些"名士"一样附庸风雅寄人篱下。这种恶劣的风气，甚至还毒害了下层人民，如胡屠户之训斥范进，测字先生之争议名士，妓女聘娘之梦想做官太太，等等。这些描写都鞭辟人里地暴露和嘲讽了这一制度的无穷流毒。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尽管自明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接触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明清之际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以及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不论是白话、文言，它们都是短篇作品，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也不乏精采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未若敏轩这样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揭露八股科举弊端并予以嘲讽和抨击，毫无疑义的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批判的只是明清时代的八股科举。而明清两朝的八股科举却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不全然是一回事。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所谓不好，就在于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可见传主吴敬梓所嘲讽的只是那个时代的八股科举，而非隋唐以来所实行的整个科举制度。同时，吴敬梓所反对的只是八股科举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与顾炎武所说的"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一样，并不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和顾炎武的具体议论文字来看，他们显然只是嘲讽、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先以顾炎武的议论来看，他在《日知录》的"科目"、"明经"、"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然而，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指责它的痼疾，目的仍在于"治疗"它。他在《与彦和甥书》中曾经说出这一愿望，他说："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这就分明表现了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加以疗治的态度。传主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在他的笔下。不仅否定人物无一不企求通过八股科举以求官禄，即使肯定人物也大多由此出身，如被表彰为"真儒"的虞育德，直到四十一岁方中举人，五十岁时始成进士，依然是从科甲出身补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身负教导士人的职责，虽也曾表示"我也不耐烦做时文"，然而这只是在武书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诉说时的客气附和，此后随即打断武书这些急于自现的高谈阔论。除此以外，并未见其有什么指责八股举业的议论。又如被赞扬为"豪杰"的杜少卿，虽然他看不起科举出身的某些人物，甚至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把王知县叫做"灰堆里的进土"，然而这也并不等于他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凤阳府的考棚就是他家"太老爷"盖的，他本人还要出钱去修理：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是他一力保荐的；甚至被他斥责为"匪类"的臧茶，因经手为人买卖秀才功名而欠了三百两银子，也是他送去银两才弥补过去的。由此可见，他看不起科甲出身的人，只是那些"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而对于自己屡世科甲的门第，却极其自负。再如武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会作八股文章"，但又洋洋自得他说，学里宗师看了他的文章，"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补了廪"，这是以自谦的方式表现了自诩的情绪，谈不上是对八股举业的批判和否定。复如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在青枫城请常州贡生沈大年教导小孩和士兵的仍然是"破题、破承、起讲"之类的制艺文作法。萧云仙对这样的内容并无异议，相反，"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那些热衷于八股举业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丑态和劣迹，进行了极其辛辣的嘲讽和非常有力的抨击，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形象地宣告了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但是，他却没有将八股科举做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正面的否定和反对。这在八股科举制度盛行不衰的清王朝前期，事实上也无此可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传主吴敬梓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出现这样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阶段，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八股科举制度，正适应了他们统治的需要，没有"革命阶级"的产生，就不可能摇撼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当然就无法彻底否定这一毒害士子、破坏人才的制度。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阶级使然。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虽曾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慨叹，但又常以"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而自傲；虽然他曾因病未赴鸿博廷试，并逐渐对这种笼络人才的制度有所认识，但到了晚年又以曾被荐举的历史为荣耀。传主思想中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因而认为这部小说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做了批判和否定，就未免评价过高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应该说，它只是对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这样的论断并不贬低这部小说的价值，因为通过传主如此形象的描写和擿发，已足以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具有了不容否认的意义，从而也就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了不容替代的光辉一页。
再说礼教。
《儒林外史》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面临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的现实，明清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崇敬理学，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礼教，以维护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都大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目，有所暴露和抨击。
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孝悌，实质上是要求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所谓"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他们还将孝与忠贯通起来，所谓"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这就要求人民不仅要安于被统治地位，而且还要求他们对统治者尽忠尽孝。程朱理学还提出了妇女贞操问题，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历代受礼教毒害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安徽休宁一县，有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据《休宁县志》）。传主在《懦林外史》中对此都有形象的描绘和深刻的暴露。
首先，《儒林外史》不少情节都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作者以"尽孝"来否定"尽忠"。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尽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一再倡导忠孝，鼓吹移孝作忠、忠孝一致，但忠与孝的矛盾自来就存在。为了调节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统治阶级曾设计了种种的权宜之计，如夺情即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即说"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但"金革之事无辟"。《儒林外史》中王惠、金东崖曾出谋划策为荀玫匿丧不报，请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夺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居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酌量而行"。事虽未谐，却已然暴露了这些"朝廷支柱"热衷功名利禄而不克尽孝道的丑恶嘴脸。至于忠与孝的矛盾，如郭孝子千里迢迢寻父，可谓大孝之人。然而其父原任南赣道王惠，却是因降顺反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而畏罪潜逃在外的。对明武宗朱厚照来说则是大逆不忠之臣。传主对郭力又多所肯定，这正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又如萧云仙之所以家居，则是因为其父萧吴轩"年老"，自己要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膝下"。对于他的孝行，其父并不赏识，反而责备他"贪图安逸"，"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云仙无奈，只得"前去投军"以尽忠朝廷。
可是萧云仙尽忠朝廷的结果，却似"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并未能"挣得一丝半粟"以"孝敬父亲"，尽忠的结果并不能尽孝。
反之，如果不是被迫追赔回家，就不能为其父送终，就不能"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在萧氏父子故事中，忠与孝的矛盾可谓严峻至极。小说中，传主越是以赞扬的笔触去表彰那些忠孝节悌之士，倒越是深刻地暴露了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合理与相互矛盾。例如，余大为了谋取钱财安葬先人以尽孝道，却去私和人命收受贿赂；余二为了克尽悌道，却蛮缠地掩饰乃兄罪行，居然置朝廷法令于不顾。而传主于此并未置一词，反表彰他们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并且在回目上大书"余明经把酒问葬事"、"敦友谊代兄受过"。
这些描写，尽管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出之，但在客观上却无形地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破绽百出，甚至产生了某些与统治阶级原来意愿相反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对这种道德观念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封建道德虽然是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但只要有可能，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恪守他们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高翰林就公然宣称"敦孝悌、劝农桑"只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并不可认真对待。一向认为"无兵无粮，为甚不降"的鲁编修，不但被萧柏泉一流士人看成"言论风采""是个正经人"，而且还被朝廷拔置高位，竟然"开坊升了侍读"！这些描写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非全部烙守封建道德，愚忠之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成员只不过在不损及个人功名利禄的前提下尽忠而已，一旦功名不遂、损及自身时，忠君之忱就抛置一旁。不仅忠君之道如此，在传主笔下，所谓孝道亦复如是。抚院差人郑老爹因温州姓张的兄弟三个秀才，为争夺家产吵得老父不安一事叹道："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此时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听了此话后不胜感慨他说："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与孝密切相关的悌也与此相似。匡超人的三叔为争夺匡二之父的居屋，居然"下一个毒"计，强行低价购买，"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逼迫卧病的乃兄迁让。如果说匡二的三叔要乃兄让屋还用些心计，那么严贡生在乃弟身亡以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这就是封建孝道的实况。
再次，《儒林外史》中对那些高谈阔论性命之学的伪道学家的嘴脸，有着极为生动的勾勒和深刻的揭发，暴露了他们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甚至可以说，吴敬梓对这些伪道学家的憎恶更在那些公然违背封建道德的土绅之上。高翰林、鲁编修之流尚是公然敞开他们丑恶灵魂的奥秘，而那些伪道学家却用堂皇的语言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装饰起来，因而更令人厌恶。例如，举人出身的退职知县张师陆劝说丧母的举人范进出去"秋风一二"时，范举人原有些犹疑，表示"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举人却回答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于是两个举人双双出去"秋风"了。张举人借以说动范举人的"礼有经，亦有权"也有根据，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中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吴敬梓于此节描写中嵌进朱熹的故事，固然嘲讽了张师陆的言伪行污，同时对理学大师朱烹也是一种调侃和不敬，他的言论居然成了张师陆之流的遮羞布，这本身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而大吃虾圆子，正与此相类。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他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真是厚颜无耻。在"为朝廷办事"的美名下，掩盖了多少丑行，严贡生如此，匡超人亦如此，用"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为借口不去探望往昔的恩人潘三，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至于王德、王仁在妹夫议立偏房时，未见银子之前"把脸本丧着，不着一声"，及至收受了银两，立即"义形于色"，但却又以"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无耻。敏轩毫不留情地撕去他们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他们丑恶的真嘴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和巨大的抨击力量，令读者在惊奇之余予以极度的厌恶，从而使得伪道学无处藏形。此外，《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些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士人，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劝导别人恪守。他们是受害者，但并不自觉；又去毒害别人，但却以为助人。这些形象的出现，可以说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揭擿，较之刻画高翰林、鲁编修之类公然违背封建道德以及范进、权勿用之流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言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表明礼教和理学对士人毒害至深至巨！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马纯上与王玉辉了。马二先生是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并未能从科举谋得功名利禄，但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人做举业。在他的教导之下，只是把"名士"蘧公孙造就成"选家"，把农家子弟匡二"教诲"成儇薄小人而已。另一个受到程朱理学毒害而又去迫害他人的则是王玉辉，他是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纂写礼书、字书、乡约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的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以自己身受的封建礼教去毒害群众，而在他看来却是"劝醒愚民"的善举。可悲的是，他的"三姑娘"首先受到他竭力宣扬的礼教的毒害，成为他的"善举"的牺牲品。对其女"殉节"活活饿死，他不仅毫不悲伤，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
死的好！'"。他还认为"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种矫揉造作的反常表现，实足以暴露理学杀人的血淋淋的罪行。当然，王玉辉毕竟是受害者的亲生父亲，自然有些"心下不忍"而"转觉心伤"，但却始终未能认清杀害女儿"凶手"的真面目，仍然向邓质夫夸耀女儿的"节烈"行为。这正如稍后于吴敬梓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所揭示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总之，传主吴敬梓不但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而且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他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擿。这是由于举业与理学互为表里构成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致。因而揭露科举弊端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在嘲讽"无凭"的举业的同时，自不能不对"伪妄"的"程朱的学问"有所讥刺。尽管传主在暴露它的虚伪面目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却无疑是具有了发聋震聩的巨大作用的。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并没有发展到与之完全决裂的地步，他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相当严重的"内伤"。
《儒林外史》这种"内伤"首先表现在他只对礼教的虚伪有所抨击，而对礼教的本身却并没有嘲讽，他只是反对假道学、真小人，而对所谓的"真儒"、"贤人"则是竭力赞扬表彰的。吴敬梓特别赞赏所谓的孝悌君子，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就是一个至性纯正的孝子，母亲死后"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自不必说，更其难得的是牢记母亲"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的遗言，终老会稽山中。至于小说中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人，用武书的话说都是"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真儒"虞育德一生行善，积累了许多"阴德"，其中一桩就是用自己辛苦教学得到的束脩，救济了一个无钱葬父准备跳水自杀的"庄农人家"，以赞助其"孝心"。杜少卿更其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这些"君子"的孝行，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去描写的。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肯定余大先生安葬先人的孝道，传主居然原宥了他私和人命的罪行。对于封建道德的另一核心"忠"，吴敬梓也未曾否定。萧吴轩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将忠与孝并举自不必说，郭孝子也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可见传主并不否定"尽忠"。至于杜少卿虽然辞去征聘，但其实他也主张士子应该报效朝廷，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庄绍光尽管辞爵还家，同样也主张"地方官办事"应该"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他们之所以辞聘、辞官，杜少卿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则是因为"臧仓小人"作怪，"看来我道不行了"才"恳求恩赐还山"的。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是按照"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家思想迸退的，而并非是对忠君之道的否定。吴敬梓对悌的重视也是显然的。如以赞美的笔调写余大、余二"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教训，闭户读书"，和睦相处。当余大因私和人命一案发作，余二却揽在自己身上蒙混过去。传主对这种悌道的表现大加肯定。但在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悌道描写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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