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朴素而丰富的哲学观点
三、朴素而丰富的哲学观点 (第2/3页)
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显然，兵器的各种属性，在数量上有一定限度，才能便于使用。再如对人民施加威力的多少，他指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并解释说："多威"会使"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而"少威"又会使"诈慝"、"勇力"、"犯命""暴行"者横行不法，"陵之有司"（同上）。因此，"多威"、"少威"都时稳定政治秩序不利，有效的方法是对人民施加的威力要适中有度。他还论及战争发动的时间先后和战争中的休息问题，说："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用众》）他认为，先动则易于力弊，后动则易于畏惧；休息则会怠情，不息亦会力弊，但休息久了反会畏惧怕战。因此，有利的方法是，发动的先后适中，休息的时间有度。司马穰苴这种凡事要求适中有度的辩证法思想，与同时代的孔子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很有些相似。
3.根据客观情况而随机应变战争中客观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对付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司马穰苴在阐述军事理论时运用这种方法是比较自觉的。例如关于如何布阵，他指出，须"称众、困地、困敌令陈"（《定爵》），即根据我军的众寡、地形的险易、敌人的虚实而下令布置用不同的阵法。战争时要特别注意敌人的动态而作出相应的反映。他一再阐述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敌）侍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凡从奔勿息，敌或止于路，则虑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用众》）《太平御览》卷三一八引后句而注曰："敌众我寡，则依利道而受围，以坚众心，分其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胜也；""敌以少弱畏惧者，则开去道，无令为穷寇必死战也。"这里且不论其应敌的措施是否正确，仅就其"视敌而举"、灵活应变的原则，即可见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唯物而又辩证，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三） 认识论
关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以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司马穰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在战争中，必须使用间谍或自己直接观察等方式，了解敌我双方和远近距离的各种情况。他说："凡战，间远，观迩"（《定爵》）；"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凡战，??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用众》）可见只有知晓敌我远近情况，才能"不畏"，乘势袭击而"致其屈"，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议论，应该是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断的先导。至于如何布阵才能致胜，这一知识的获得，司马穰苴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他指出，在战前必须"人习陈利"（《定爵》），即人人演习怎样布置战阵对我有利。他并强调"知易行难"，说："凡战，非（知）
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严位》）他的意思是，知道布阵的方法，这并不难；难的是把这种阵法见诸行动，付之实践，而"使人可阵"、"使人可用"。这里他指出，获得知识仅仅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接着就应该把这种知识拿去施行，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第二步是比第一步更难的。他还主张在战争之前，应该根据双方的物质条件，预先谋划战争的打法。他论述道："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卒（猝）应、是谓行豫（预）"；"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定爵》）显然，行动之前根据物质条件预先谋划，就能取得好的结果。孙武关于在战前要进行"庙算"的主张，很可能是受了这"行豫"思想的启发的。
（四） 人性论
春秋时代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已相当热烈。子产曾议论人性有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种把人性分为君子和小人的做法，只能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孔子则论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所谓"上知"，是"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是"困而不学"者。另外，还有"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
（《论语·季氏》）孔子虽然肯定"性相近，习相远"，认为由于接触各种事物而使人性不同，具有唯物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