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著作
第六章 著作 (第2/3页)
乃粒》之后，应紧接《粹精》，使谷物种植与加工二章相连，才能一气呵成，形成完整认识。但《乃粒》之后却是《乃服》及《彰施》，而较好的安排应当是《粹精》紧接《乃粒》。从工艺系统来看，应当是首先出现金属冶炼章，接下是金属铸造与锻造，这三章还应放同一册内，依次出现。换言之，讲金工的三章中顺序应是《五金》、《冶铸》、《锤锻》。而实际上《五金》在下册，其后是《佳兵》。《冶铸》与《锤锻》虽同在中册，但中间被《舟车》隔开。宋应星将《五金》放下册，可能因其中有黄金，按“贱金玉”原则必须如此。但他忘记，五金中还有贱金属铁、铜、锡、铅，尤其铁最为重要。因而铁只好与金处于被贬的地位。
其次，从编书体例来看，与民食有关的农业章放在同册（上册）中。宋应星也大体作到这一点，但他却把《膏液》放在中册，夹在《燔石》与《杀青》之间。《杀青》与《丹青》均讲文房用具，纸与墨不应分开，但实际上它们分处不同册中，被隔开了。之所以造成上述情况，料想作者当时十分繁忙，1636—1637 年间他除在县学教书外，要同时忙于6 部书的出版，加上时局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没顾及理顺各章顺序，甚至也顾不过文字修辞润色，申明请读者鉴谅。而《天工开物》与其余书不同，有大量插图。他要边写稿、边准备插图，再交付刻板、校订。我们想，这样大的工作量压在应星身上，必逼得他“炊灯具草”，成天开夜车。因而我们看到涂本《天工开物》正文中错别字、颠倒字较多，插图位置也有放错，都是在过度疲劳下未及仔细校出者。但只要想到应星在两年间一下子有6 部书出来，这些小的欠缺就可以谅解了。
通过对《天工开物》18 章内容系统研究后，我想按业务相关性将其分为下列八组：第一组有《乃粒》、《粹精》二章，讲粮食种植及加工。第二组为《作咸》、《甘嗜》与《膏液》3 章，论盐、糖、油副食品。这两组与民食有关，应置全书之首，体现“贵五谷”之意。如应星所云，人只吃粮而无盐、糖、油，也难以生活，其重要性仅次于五谷。第三组有《乃服》与《彰施》二章，论衣料与染色，与穿衣有关，也同样重要。以上三组均属农业，应放在上册之中。第四组包括《五金》、《冶铸》及《锤锻》三章，均属金工工艺，其制品（除金银外）多为农工业生产工具及人民日用品，重要性仅次于前三组。第五组有《陶埏》、《燔石》二章，讲陶瓷、煤炭与烧矿，均属烧炼技术，离不开火，与金工工艺相近。故第四、五组应同放在中册。第六组为《杀青》、《丹青》，论纸与墨，与文教事业有关。第七组有《舟车》、《佳兵》，讲车船及武器。第八组含《蘖》与《珠玉》，应置于全书之尾。第六、七、八组可放入下册。因而我建议对此书各章顺序作下列调整。
序卷上（上册，共7 章）-农业卷一、乃粒二、粹精三、作咸四、甘嗜五、膏液六、乃服七、彰施卷中（中册，共5 章）-工业卷（火工工艺）
八、五金九、冶铸十、锤锻十一、陶埏十二、燔石卷下（下册，共6 章）-工业卷十三、杀青十四、丹青十五、舟车十六、佳兵十七、蘖十八、珠玉这种新的排列次序丝毫不改变各章内容，只将原有次序作了调整，使各章间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其相互衔接显得顺畅，尤其使全书体例、结构及工农业布局更为系统与严谨，同时仍坚持“贵五谷而贱金玉”之原则。唯一难处理的是无法把包括黄金在内的《五金》章放在下册，但宋应星也没有将其与《珠玉》章紧放在一起。在我所提供的新版本《天工开物》①中，便按此调整后的顺序排列各章。顺便说，《天工开物》在“卷”名上也有某种“混乱”。
全书叫《天工开物卷》，每一册也叫上、中、下卷，每卷下又有《乃粒第一卷》共十八卷，形成“卷中有卷”现象。“卷”字实在太多。我们建议除沿过去惯例将书称《大工开物》外，上中下三册仍可称卷，但卷下称章，章下称节，节下称段，段下称句，就是说该书由三卷18 章构成，由“卷、章、节、段、句”构成一个体系，原《乃粒第一卷》，称《乃粒第一章》，或者简称《乃粒第一》或（乃粒》。这里的卷与册同义，上卷即上册。以上处理是否得当，还要靠实践检验，也提请读者示正。我们在提供的新版中，插图均取自明崇祯十年原刻本，但将原图中不清楚的线条加以勾描，将木板图的中线去掉，形成完整而清晰的图画。这是我们思索多年后想要做的事。现在能得以实现，是感到欣慰的。
前面介绍了《天工开物》的内容以及它经过一段压抑后，从清末至本世纪初以来国人对其学术价值再发现的过程。这里稍补充说一下，当此书于乾隆年后在国内一度冷落时，却在东洋（日本国、朝鲜）与西洋各国成为走俏的读物，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这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现在想再从总的方面分析一下这部书的特点。除了本章开头时陈述宋应星作品总的特点外，就这部书而言，还另具以下四个突出之处。
第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为从前著作较少道及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如通过人工选择而培育抗旱性优良稻种、用砒霜作农药拌种（《乃粒》），用人工杂交法育出新的蚕种和通过蚕浴排除病蚕的人工淘汰法（《乃服》），将炒铁炉与炼铁炉串现并实现连续生产（《五金》），都值得称道。所述竖井采煤在井下排除瓦斯并设井巷支护（《燔石》），从炉甘石（碳酸锌）炼锌（《五金》）等，都是当时先进工艺。
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64 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第二，此书是在先进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到处灌输着科学实验精神。首先表现在“天工开物”思想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界、人力与自然力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开发有用之物，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于重实践轻空谈、提倡观察试验、穷究物理而反对主观臆断，注意实用技术而批判求仙方术，都是此书中优秀科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读此书不但可获科学知识，还可从中吸取科学思想养料。
第三，《天工开物》书中不但对各生产过程给以尽可能详尽的叙述，而且特别对物料、能源及设备等方面给出具体数字和工艺操作图。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本书突出之点，凡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例如各种油料的出油率、金属的相对比重、合金的原料配比、漕船和榨糖车各部件的尺寸等等都一一载入。插图中设备部件清晰、比例适中、操作人物逼真，联接起来犹如长卷画面。
第四，书中不但含有丰富科技内容，还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和技术经济思想，是了解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角度作了描述。例如关于国内贸易及交通工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内部劳动分工、官税情况和谷物分布及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等等，书中都有所反映。所述技术多是作者亲自见闻，能真实反映现状。除此，书中还展现一系列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思想，对技术发展规律作了探讨。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技术思想遗产，如第十章所述。无怪乎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代表作”。它是东方的科学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古典科学名著。
传世的宋应星著作还有《野议》、《思怜诗》和《谈天》、《论气》四种的明刊孤本。它们是除《天工开物》外幸存下来的宋氏原著，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这四种著作均印以同样的竹纸，由原收藏者合订为一册，版框高20.4 厘米、阔12.7 厘米，半叶9行，行21 字，四种所用纸张、字体、墨色及版式均同。
书内铃有“江西蔚挺图书馆珍藏”之隶体阳文正方朱印。封面有毛笔手书：“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四种著作。蔚挺图书馆珍藏”等23 字，（图79）当出于馆主之手。此蔚挺图书馆主人为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新建人，清末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初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学十多年，至各县视学时注意收藏江西地方文献。《野议》等四种是蔡氏得自于分宜县。1952 年蔡氏卒后，其蔚挺图书馆藏书遂归省馆。
1933—1934 年周宪民等编纂《江西乡贤事略。宋应星事略》时，曾从蔡氏借得四种，将其内容写入《宋应星事略》之中。《事略》于1935 年由江西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可见五十多年前，《野议》等四种早已引起江西学者的注意。1976 年该四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行铅印出版，从此广为流传。1982 年我在英国工作时，伦敦的友人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博士有意将其转为英文，迄未卒业。①①古克礼博士新近给我寄来他1990 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院报》第8 卷发表的研究宋应星论气及五行学说的长篇论文，表明他并未放弃这项工作。据我了解，他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专门研究《野议》等四种著作的学者。
《野议》序尾题：“崇祯丙子暮春下弦日，分宜教谕宋应星书于学署”，时当1636 年三月廿二日（公历1636 年5 月8 日），宋应星写于县学官署之中，在《天工开物》刊行前一年出版的。
毫无疑问，这是明末赣版，因为在纸张、字体、版式等各方面均与我们所见明末其余江西书版类似，而在版式上又与《天工开物》尽同。全书万言，分十二议，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等议，可以说几乎谈到了明末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部书还告诉我们，宋应星在留心工农业生产技术、写作《天工开物》的同时，也还特别关注时事政治，尽管他并未身居高位。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他时刻关注国家命运，而且积极出谋献策，借以唤起社会之共鸣。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政论集，反映宋应星所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象《天工开物》一样，此书也是作者在南北各地作实际的社会调查之后写的，因而其内容翔实可信，有史有论。此书又不同于科举时举{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252_1.bmp}子们写的经史时务策之类的八股文章，而完全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写成，具有鲜明的特色。
写作此书的直接动因是，崇祯九年春，宋应星及其友人、当时任分宜知县的广西全州人曹国祺在钤山郊游，畅谈天下事并饮酒赋诗，值县卒送来邸报，内载有人因一篇奏议而立得美官。他们便谈论起此事，从而促使宋应星写了《野议》。因此有必要谈谈邸报奏议内容及其作者。所谓邸报，是政府发行的刊载诏令、奏章及重大事件的新闻简报。曹国祺与宋应星看到的这期是崇祯九年丙子（1636）二月刊行的，内载陈启新于正月上奏给皇帝的《论天下三大病根》的上疏。陈启新写道：“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资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请停科目以诎虚文，举孝廉（举人）以崇实行，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庶几民怨平而寇氛靖。”①帝异其言，特授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勿隐。吏科给事中乃监督吏部违失，出入内廷帮助皇帝处理吏部奏章的重要职务，吏部奏章均经此人上达，是皇帝身边的顾问及谏官。陈启新上述疏文详细内容还见于《明史》卷258.②此人时为淮安武举，本庸人，既无才亦无德，仅凭一纸空洞奏文被昏庸的崇祯帝看中，未经考核即授要职。其所谓“天下三大病”，完全是为个人向上爬制造借口。第一条“科目取人”指科举考试按作文授予功名；第二、三条指只有进士可当高官，而且还要考选。他认为象他这样没有文行与进士功名的武举人，不必经考选，也应授高官。皇帝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因为在这以前崇祯帝曾要求吏部荐举在野的人当官，不必经考选，想以此作出“举贤”的姿态。因而政府揣摩上意“必有辟门特达之典”，于是陈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7 页（中华书局，1977）
②《明史》卷258，列传146，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4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启新通过贿赂，想充当此典型，政府乃令其捧疏跪于京师正阳门达三天，内监奏之于内，遂封此官，又进为兵科给事中。陈启新事件乃朝廷政治丑闻，内阁哗然。1636 年三月当邸报刊出后，工部右侍郎刘宗周（1578—1645）上奏：“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一言投契，立置清华？？臣愚谓宜先令以冠带办事黄门（在宫年办事，暂不授官），稍如试御史例。俟数月后，果有忠言奇计，实授未晚”。①疏人，不报。四月，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上言：“皇上悯生民之憔悴，惩吏治之贪残，擢陈启新置省闼（内府）。岂真谓其言遂为确论哉？？？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疏人，受斥，士升乞休，许之。同月，御史詹尔选再奏，帝怒，欲下之狱。崇祯帝为顾全自己面子，宁可失去大臣，也要保陈启新这个宝贝。1637 年四月，新安（今安徽）所千户杨光先奏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徇私纳贿并劾首辅温体仁，抬棺自随。帝怒，廷杖戍辽西。1639 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王聚奎言刑科给事中陈启新所条奏率无关大计，劾其溺职，帝怒，谪聚奎。1642 年八月，陈启新母丧，匿丧恋官，又被劾“不忠不孝”。廷狱按讯，陈启新遂逃之夭夭。这个政治骗子居然在内廷任各科给事中要职达6 年之久，先后几名大臣因弹劾他而被降职、入狱。他的潜逃使崇祯帝这次“举贤”成为笑柄。
显而易见，陈启新因言天下病根那篇空洞奏议而走官运。当宋应星取其奏议一再读后，认为尽是肤浅虚论，曹国祺愿听应星关于天下病根的见解，并建议他写出来，也许想通过官方渠道上报朝廷。应星“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次日早晨），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可见他是在内心激动的情况下用一、两天时间突击写成的。当然如果不是平日胸有成竹，是很难这样快就写出万言。由于疾笔成书，便无暇顾及文字修辞润色，作者在序中有言曰：“今时事孔棘（时局紧急），岂暇计文章工拙之候哉，故有议而无文，罪我者其原之。”与陈启新不同，宋应星写此议并非想在官场当美差，只是借以叙发自己治天下的观点。现有此书，有助于我们对其政治经济思想有更全面了解，详细内容见第七章。所谓野议，是在野者之所议，既然如此，便可畅所欲言，不怕丢官。宋应星效法东汉政论家仲长统（179—219）
的《昌言》和崔寔（？—170）的《政论》体例，敢于直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看法及治国安民之策，同时对当时社会各种**现象及官场弊病、朝廷弊政作了深刻揭露与批判，更进而提出他改革现状的各种对策，这体现了他作为政论家的本色。试将《野议》与《昌言》、《政论》加以对照，我们的确会发现其中前后连贯的思想脉络。如应星所言，“东汉仲、崔两君子所为《昌言》、《政论》，亦野议也。然诵读之余，法脉宛见毫端”。①他的《野议》因而构成中国思想史，尤其政治、经济思想史中不灭之鸿篇，但仍有待于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与探讨。
传世的宋应星诗集有《思怜诗》一卷，很可惜，该书序中署年款的那最后一页正好脱落，因而其成书及刊刻年代便需要考定。作者在序中写道：“夙因结习，束发即事沈郎。幸而僻心违俗，不愿谀尊贵，并不谄名山。刻羽引商，造成自嬉。玩货三十余年，握之盈把。今秋吐残鸡肋，归隐东皋，携箧搜寻积年零杂铺陈，短律长排。仟悔口业，则见半类闲情靖节，半邻感慨子安。据悟而思，非志淫而露少年狂，却怨天而呈小人态，付之一炬，此物奚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8—1189 页（中华书局，1977）
①宋应星：《野议。序》，第2B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
宜住世哉？！“①（图29）对上述叙述需作若干解释。古时男子成童时束发为髻，故”束发“表示已到成童年令，而以十五岁以上为成童。”靖节“指东晋诗人陶潜（372—427），田园诗人，人称靖节先生。”子安“为唐代文学家王勃（648—675）。”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即事沈郎“指作诗。”东皋“可能指古分宜县东的地区，”皋“为沼泽水边之地。
古分宜县地势低洼，县城常受水患。今分宜县城已迁至老城之西部地势较高处。
因而上述序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宋应星从15 岁以上即开始写诗，一直持续作诗有三十多年，然而他写诗并非旨在阿谀权贵，而是以表达思想而自嬉。从15 岁以上起经过30 多年，已年近五十，他的诗稿“握之盈把”。待他五十岁那年秋天，去分宜县东的一个安静处所从事写作时，从匣中取出往年诗作，见其中大半是类似陶潜所作的田园诗，另一半则类似王勃感慨个人经历的诗。宋应星看到自己昔时诗作，面对当前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个人处境以及思想境界，觉得很不协调，遂付之一炬，不能让这些诗再存在世上。按宋应星生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待他50 岁时已是崇祯九年丙子（1636），在这年春天他刊出《野议》，而《思怜诗》序则写于这年秋天。所谓“今秋”，即指崇祯九年秋天，这时他仍在分宜县任教谕。“归隐东皋”，并不指他辞官返回奉新，实际上可能东皋仍在分宜境内。由于他“不愿他闻来混耳目”，所以才到县东一个靠近水边的安静处所集中写作，但仍往来于县城。
宋应星接下又在序中写道：“中有《思怜诗》一卷，乃近年某月朔，鸡鸣肃坐，若有远寄，穷日所为。”因他已将往年的诗焚毁，故《思怜诗》中的诗多为“近年”即崇祯八、九年（1635—1636）间之新作。他这时正酝酿并写作好几部书，必须聚精会神地找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写作。这年秋天，如果他在分宜没有教学任务，也不排除回奉新写作的可能性。总之，是在他分宜任职期间写的。证明《思怜诗》是在崇祯六年写的物证，是其印刷用的纸、墨、字体及版式都与分宜时期发表的其他书完全相同，甚至纸面上纤维束都与《野议》等相同，当于相近时间内付梓。《思怜诗》是作者的自选诗集。其中有《思美诗》十首，都是七律；有《怜愚诗》42 首，都是七绝。共得52 首，取二者之首字“思”与“怜”，因名之为《思怜诗》。《思美诗》各首吟咏出一些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如“但从孝悌开初址，自显忠良扩远疆”（其二）、“万卷淹通才鬼服，千言立就羽流惊”（其三）、“成功不愿留名记，至德无称意自饶”（其五）等。《怜愚诗》各首则以诗的形式揭露、批判明末社会黑暗现象（高利贷剥削、阉党擅权、将相苟且偷生等）和歪风陋习（炼丹求仙、堪舆算命、敲鱼念经等），思想性较高，与《野议》一脉相承。更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诗中塑造两种人物形象，展示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
有人说《思怜诗》不是宋应星在分宜时作的，而是崇祯十二年（1640）离汀州回乡时作的，且认为序中说的“今秋”指①宋应星：《思怜诗。序》，第1—2页（明崇祯年原刻本）
1640 年秋。①更有人将作诗时间甚而推迟至崇祯十五、六年（1642—1643）。②看来是将诗集序中说的“归隐东皋”理解为辞官返乡，因而认为是从1640 年离汀州后居奉新时写的。但我仍持1981 年时提出的说法，即诗作于分宜时期（1636）。③因为奉新北乡并无“东皋”其地，也不属沼泽水边地区，倒是分宜旧城有此地形。而“归隐”除有辞官隐居之意外，还有藏居之意。找个安静之处闭门写作，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对“今秋”的理解，不可将上下文割开。序中明确说诗人从十五岁多即写诗，积三十余年诗稿已“握之盈把”，这时正是五十岁（1636）。在五十岁这年秋，翻看旧稿，不以为然，遂尽行焚之。在五十岁时的“近年”（1635—1636）又写新作，遂集成《思怜诗》。这上下文义是很清楚的。诗集不是用三十年时间写的，而是1635—1636 年间写的。当然象《野议》一样，诗虽为短时间写成，但吟咏内容是平时酝酿良久，早已贮于脑海之中。1640—1643 年间宋应星有无可能家居时写这些诗呢？他会不会将分宜时写的诗集起，在这时刊刻呢？这两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很少。
在分宜时期宋应星已处于“伤哉贫也”的境地，1642—1643 年奉新一带红巾军起事时，他已到“破产”地步来应付此事。恐无财力及心情来写诗与刻集。写诗是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氛的，“有思而后有诗”。分宜时期（1634—1638）袁州府稍微平静，诗人又有县令支持，是写书、写诗的最适宜时期，这时也出书最集中、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印诗集的纸、墨与1636 年出版的《野议》完全相同。事隔几年后，改换另外地点却仍用同一作坊出的同一批纸印书，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知道，刻书商所用纸张不能有几年库存，而在手工业时期不同地点与时间抄造的纸不尽相同，尽管都是同一原料。手工纸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时间性。①情况只能是，《野议》与《思怜诗》在同一年由同一书林付梓。这是判断诗集出版年份与地点的最有力论据。单就印刷用纸而言，不可能是1640 年以后抄造的。
再从诗的内容判断，早在六十年代，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字刚主，1900—l983）教授便与我逐首分析了《思怜诗》内容，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这些诗是宋应星在崇祯九年（1636）出版的。1981 年拙作《明代科学家宋应星》问世时，刚主先生还再次提到这一点。未料那次相会竟成永别，二年后当我从海外回来再见他时，他已不幸辞世。由于明末与宋末局势有类似之处，因而宋应星有时便在诗中借古讽今。但其讥讽对象有时泛指明末与宋末相类似的一些人与事，有时专门暗指明代的某个具体人与事，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一定专指具体的明人、明事。因此不可以认为宋应星诗中指出某一宋末的事，都必须发生于明代，再从明代事件的年代判断写诗时间，这要作具体分析。比如，《怜愚诗》第九首：“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①（图30）这里谈的事，发生于南宋时蒙①黄长椿：宋应星的怜愚诗试析，《江西社会科学》，1982 年6 期，第111—114 页；杨维增等：宋应星思怜诗探析，同上，1985 年2 期②丘锋：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同上，1981 年2 期。
③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第79 页（科学出版社，1981）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99 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①宋应星：《思怜诗》，第4B 页（明崇祯年原刻本）
古兵取襄阳前后。1267 年宋廷赐权奸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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