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著作
第六章 著作 (第3/3页)
似道（1213—1275）府宅于临安（今杭州）西湖葛岭，筑“半闲堂”。贾不赴都堂办事，于府内纵情声色。次年，元兵围襄阳，贾似道隐匿军情。1273 年襄阳城破，责在君相。②这首诗意在泛指明末昏庸误国的文臣武将，不一定非要专指明代某一卿相，亦非专指1636 年张献忠破襄阳或1643 年李自成破襄阳。
这里泛指明末的人与事，亦见于《野议。练兵议》：“志在贪财好色，则不惟师徒丧，而首领（首级）亦岂能全？？？偷息闲功，则歌童舞女，海错山珍，以自娱乐。此等人岂能见敌捐躯、舍死以成功业者？！”①类似的贪图享乐、谎报军情，而丧师、失城、误国的官吏在明代很多，但不一定非要找出一个贾思道在明代的替身、与他一模一样。如果有，只能说是崇祯年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和兵部尚书张凤翼之流。又《怜愚诗》第十七首：“华夷兵合汴城围，应举书生翰墨辉。斜虎已逃官驾乱，腐儒犹整旧襴衣。”此诗是讲1234 年宋、蒙联军攻金哀宗所在的蔡州（不是开封），城破，哀宗自缢，宫内乱作一团。参知政事完颜仲德（忽斜虎）出走，未几投水死。但战乱时，城内书生却无动于衷。宋应星以此诗泛指明末对国事麻木不仁的腐儒，并非专指明开封府被破或崇祯帝自缢等具体人与事。宋末、明末尽管均为亡国的乱世，但诗中所述宋代某地发生的事，不一定都在明代同一地方重演。
宋应星也未必这样来写诗。不过，如能在借古讽今的诗中找出崇祯九年前明代的具体讥讽对象，当然更好。否则，不必硬作比附，从而依此将成诗时代后推。
但《怜愚诗》①第十三首：“宦竖么麽秽浊躬，投缳（上吊）旅店疾如风。
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前两句肯定是讥讽天启时擅权的阉党巨奸魏忠贤（1568—1627）。天启七年（1627）八月，魏阉的靠山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死，弟信王由检嗣位，是为思宗。思宗（崇祯帝）即位后，宣布魏阉罪状，逐至凤阳。魏因开罪全国，自知必死，遂于途中自缢。
后两首则讥刺万历四十七年（1619）任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的杨镐，他领四路之师攻后金，大败，损兵折将、失城，遂下狱论死。但杨镐俯首求生，苟活十年后，于崇祯二年（1629）处斩。此处是专门讥刺明代的人与事。同诗第十一首：“天子荣亲濮议繁，宋朝多事我朝翻。状元修撰浑年少，谪戍云南未是冤”。这借杨慎（1488—1559）上疏论皇室内部事务而谪戍云南永昌事，讥刺万历、天启发生的“争国本”、“红丸”、“挺击”、“移宫”
案这类皇室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部纠纷。不一定专指天启、崇祯时的另一位状元，也不是单纯评论杨慎的是非，否则诗就没有意义。应当说应星诗大多数均泛指明人、明事。对《思美诗》也宜如此理解，其中有泛指，也有道出诗人自己的心声。如“箇中信誓千金重，身外浮云一叶飘”（其五）、“博物功深明范合，观天理契彻盈亏”（其十），颇合作者个性，但说这十首都是诗人自我写照，便不尽然了。否则，宋应星便失于谦虚，尽管后人可以认为思美诗体现了他的某些品质。由于近年来对《思怜诗》成书年代有不同理解，我们才不得不费些笔墨陈述己见。
《论气》与《思怜诗》正好②沈起纬：《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第385—387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①宋应星：《思怜诗》，怜愚诗第三首，第3B 页（明刊本）
反之，序中起首的一叶脱落，但末尾有年款：“崇祯丁丑季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分宜学署”（图31），合崇祯十年（1637）六月，仅在《天工开物》成书后两个月。毫无疑问，此书也写于分宜。顺便补充一句，我们之所以认为前述《思怜诗》写于分宜，还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旁证，即这四种宋应星著作最初都是由蔡敬襄在分宜视学时得到的。《论气》书首印有《论气第八种》的标题，同时《谈天》正文起首也有《谈天第九种》的标题，则可知在这两种前还应有七种，只不过没有留下来而已。查《野议》与《思怜诗》二书，正文起首处并无“××第×种”字样，则显然这两卷与《论气》、《谈天》并非同一著作，只是经过蔡敬襄手装才将这四种订为一册，尽管其版式及开本都是一样。如果按时间顺序装订，则应是《野议》、《思怜》、《论气》、《谈天》。看来后两种可视为同一种著作，因为宋应星著有《卮言十种》，则这两种当为《卮言十种》中残留下来的两种。“危（zhī）言”典出于《庄子。寓言》：“卮言日出”。陆德明（556—627）的《经典释文》注云：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如故。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后人常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称，如《经学卮言》。因此也可说《卮言十种》成于崇祯十年（1637），含有哲学及科学内容。
《论气》分为《形气》篇五章、《气声》篇九章、《水火》篇四章、《水尘》篇三章及《水风归藏》篇与《寒热》篇各一章，共6 篇13 章，取问答对话体裁。这是宋应星的一部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当时西方这类著作已传入中国，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字则圣，Alphonse Vagnoni1566—1640）就曾著有《空际格致》一书刊成汉文，介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法国人费赖之（字福民，Louis Aloys Pfister，1833—1891）曾将高一志的这部书称之为《论宇宙物质构成》（Traite de la composition materielledel‘univers）认为译自阿里士多德原著的葡萄牙文本（1593）。①宋应星没有看过此书，他的《论气》完全是继承王充（27—107）、张载（1020—l077）以来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气的学说，但有新的发展，同时下启王夫之（1619—1693）的有关理论。在这方面，宋应星是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在这部书里，应星试图对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如燃烧、腐烂、蒸发、凝结、生物新陈代谢和金属冶炼等，作出哲学上的概括，并对物质组成和变化给出一般性的解释。同时，他①L，A.Pfister：NoticesbiographiquesetbibliographiquessurlesJesu- 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Vol.I，p85（Changhai，1932）
还研究了一些物理学上的问题，主要是声学问题，提出了声音发生的原理。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不但是科学家和政论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在这方面的作品，近年来已引起中国思想史专家的注意，而成为其研究对象。①关于此书内容，详见第八章。
《谈天》序尾题为：“崇祯丁丑初秋月，宋应星书于分宜学署”，合1637年七月。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谈论天体的作品，但篇幅不大，计《日说》六章。宋应星素对天文感兴趣，但他并非职业天文学家。从这部作品来看，比起同时代的徐光启（1562—1633）、王锡阐（1628—1682）等人的天文学作品要逊一筹。而宋应星对西说中正确部分亦有所疑，如怀疑地圆说等。与其说他的《谈天》是天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从哲学角度谈论天文现象的作品。
此著想必是作者北上会试途中，游历山东泰山，登日观峰观日出时若有所悟，酿成某些思想，再参以其他材料写成。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天文观测记录反驳宋儒朱熹（1130—l200）在注释《诗经》时所发挥的“天人感应”说。
与朱熹相反，宋应星认为日食是自然现象，与人世间君王的行为善恶、明暗没有直接关系。他还在《说日》第一章中提出“日日新”的学说：“气从下蒸，光由上灼，千秋未洩之秘，明示朕于泰山，人人得而见之，而释天体者卒不悟也。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①在宋应星看来，太阳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故“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这一论点无论在哲学上或科学上，至今仍是正确的。他的这个“日日新”的观点后来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加以全面发挥。
从《天工开物序》中我们还知道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更著有《观象》、《乐律》二卷。前者与天文学有关，讨论前人观测记录，再发表己见。
后者可能是讨论音乐理论的作品。宋应星业余爱好音乐，会弹吹乐器，从其《论气。气声》篇可知他对声学原理还颇有研究及创见。而明代音乐理论有很大发展，如朱载堉（1536—1610）的《乐律全书》便提出以“十二平均律”
代替过去“三分损益律”的新见解。宋应星的《乐律》亦当有新见，可惜现已失传。他本想将此二卷与《天工开物》放在一起出版，以公布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研究成果，但最终由于我们前述的原因而“临梓删去”。其实版已制好，这是很可惜的。所幸今有《谈天》、《论气》二著传世，或可弥补《观象》、《乐律》二卷佚失之缺憾。《天工开物序》也告诉我们，崇祯九年（1636）宋应星还著有《画音归正》一书，也由其友人涂绍煃（字伯聚）
捐资刊行。但此书今亦散佚，我们多年来几经访求，迄未得见。从书名观之，大约是讨论音韵学的一部作品。古代将有关语言文字、训诂及音韵之学通称为“小学”，是每个读书人从小就应学习的基本学问。不掌握“小学”，难以读经史，更难于作诗文，而音韵学更直接与作诗有关。宋应星“数岁能韵语”，十五岁时已能写出较好的诗，并得师长称赞，可见他从小就通音韵之学，而其兄应升亦如此。但一般士大夫或诗人只自己赋诗，然后分赠友人或收集在一起发表，很少有向青年学子传授怎样作诗的，因为这属于文学普及工作或教师的事。如果我们把《画音归正》理解为音韵学之类的小学著作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部书便是应星在分宜任教谕时期内写的。这是他在县学内①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何兆武：论宋应星的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 年一期，第149—160 页①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1A 页（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637）
向诸生讲课的内容之一，他结合自己的教材及教学经验写出一部献给青年学生的参考书。替他刊行此书的涂伯聚，在四川任督学时写过《四书儿训》，也是为青年人服务的，很可能也建议应星再写另一本类似的书。但应星不搞四书五经，决定写一本音韵学普及作品，此书今亦不可得见。他的《杂色文》一书，顾名思义当是部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方面的杂文集。
《卮言十种》看来是一部小型丛书，包括内容不同的十种单独作品，是全面反映作者思想的综合性著作，从其中的《论气》、《谈天》二种可见端倪。此书也是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刊行的，将十种合起来将是部较大的书，象是作者的思想库。宋应星的《原耗》虽亦散佚，但我们可以从作者友人陈弘绪（1591—1665）的《周母王孺人六秩序》一文中看到其梗概。
文内称：“予友宋长庚，作《原耗》万言，钜至于铨选、赋役、兵讼，小至于桑麻、绵葛、冠帻、履鞋，事事廑江河之虑。”①按“廑”亦作“堇”，与“仅”通，“事事廑江河之虑”，意思是全书内容都只是替国家忧虑，想找出良策。可见《原耗》也是万言书，除与《野议》有类似内容外，还谈到《天工开物》所述桑麻、绵葛等日常用物。这应是涉及政治、经济与技术三者的内容紧凑的另一综合性著作，总的说是为了贯彻作者的政治、经济主张。弘绪论该著的文章收入其《石庄初集》内，《集》中各文都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次序的。祝周母王孺人六十岁寿文放在《程楚石制艺序》与《重修启圣祠记》之间，此二文均成于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则宋应星《原耗》亦当成于此时，还是他于分宜任教谕期间所写。“耗”有“亏损”的意思，《原耗》探讨国家元气亏损的原因，在应星作这种分析时，他的心情当然是忧虑的。这位思想家那时整天都处于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心急如焚地想找出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宋氏宗谱》更载应星还著有《美利笺》，但未讲成书年代和书的内容，此书今亦同样失传。但我们料想此书为宋氏晚年之作，可能是传奇之类的文学作品，约成于甲申后南明时（1645）。按南明政府阉党阮大铖（1587？—1646）曾著有《燕子笺》传奇以附风雅，则《美利笺》应与之针锋相对。应星的文学作品是为政治服务的。《美利笺》很可能是他的十首《思美诗》的进一步发挥，将诗中理想人物品行集中化、形象化、戏剧化。他写此《笺》时已年至59 岁，正当明亡后家居之际。他想必在作品中塑造了英雄形象，以使其思想能有所寄托。
宋应星还写下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史学也象文学一样，不是单纯的史学考证。据陈弘绪在甲申（1644）秋致宋应星信中所述，他在这一年春写成《春秋戎狄解》一书。而这是他在花甲之年继《美利笺》之后写成的一部历史学著作。以当时历史背景来看，促使他写作此书的动因是，明末驻蓟辽的将领率部降清，而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后，一些朝廷元老亦失节投降，而另一些则以身殉国。为申张民族大义，辨明是非，宋应星借考证《春秋左传》中有关少数民族人居中原的史例，表达他抗清的思想。这部书因清初违禁，很快便散失，我们虽不知其详情，但可以从陈弘绪的评述中看到部分内容梗概。
此书不见于各有关宋应星传记，是我1963 年在南京调查期间从《陈士业先生集》中发现的。此集在清代康熙年刊行，但至乾隆时已列为“**”，烧毁很多，传本少见。最初所见为抄配本，后来很快便看到全刻本，今已列为善本书矣。
①陈弘绪：《陈士业先生集。石庄初集四》，第16—17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陈弘绪在信中写道：“《春秋戎狄解》，辩证详确，足补马、郑未备。
但伊洛之戎，实属允姓，居极西瓜、沙之地。秦、晋诱而致之陆浑，在今河南伊阳间，披发固其本俗。与齐桓所伐山戎、鲁公所追济西戎应是一类，而散居各邑，大毕、伯任皆其族也。乞再详之。至晋文奔翟，徒以有资易达为言，绝非鄙远之国。时肥都、鲜虞、鼓城，皆白戎别种，未知谁为文公留处。
其人卫也，俱是此等，而读诗者误以为北虏胡人。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诚不灭之鸿篇也。“①（图21）当弘绪接到友人应星寄此书时，被要求提出意见，便根据自己所知，查阅藏书写了上述一段。此处需先作某些解释。
信中提到的“马、郑”，指东汉经学家马融（79—166）及郑玄（127—200），他们二位曾注《尚书》、《诗经》、《三礼》等，为后世通用。在宋应星考证春秋时北方山戎、白狄古族时，可能有未曾详言之处，故陈弘绪建议再补充说明。
根据陈弘绪的信，可知宋应星曾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史，其中包括“山戎”、“白狄”、“肃慎”（女真族祖先）等古族史及其与中原华夏族的相互关系史。“山戎”或“北戎”原居河西的瓜州、沙州（今甘肃境内），在春秋（前770—前476）时秦国、晋国诱而致之今陕西，成为“陆浑戎”或“允姓”之戎。后又东迁到今河南，成为“伊洛之戎”，公元前七世纪时势颇强，常侵扰郑、齐、燕国。至公元前663 年，齐桓公（前685—前643 在位）以“尊王攘夷”为名，兴兵伐山戎，助卫复国。故山戎与陆浑戎、允姓戎、伊洛戎“应是一类，而散居各邑。至于”白狄“或”白翟“这一古族，原居于翟（今甘肃境内），是春秋时狄人的一部分，因其尚白衣，故称”白狄“。春秋初时部分白狄进入陕西北高原及晋西北，与秦国及晋国为邻，以”赤狄“为盟主，建立北狄政权，与晋关系密切。晋献公娶白狄女而生重耳（晋文公，前636—前628 在位）。但重耳早年被排挤，在母舅家避难十多年。公元前628 年，狄人内乱，长狄、白狄脱离赤狄而立。白狄居秦、晋之间，受秦驱赶，东迁入晋及燕、卫（今河北），有鲜虞、肥、鼓等支。及周景王时（前544—前520）晋灭肥、鼓，但鲜虞独盛，春秋末建中山国。①陈弘绪说”其入卫也，俱是此等“。
山戎、白狄早与中原华族同化，但翟狄后有一部移至漠北，发展成秦汉时的匈奴，即蒙古族的远祖，然而一些读诗书的人以为是为“北虏胡人”（女真族）。宋应星经考证后，认为这纯属误解。其实女真族与山戎、白狄、翟狄本无关系。女真或女直乃周时肃慎之后，汉晋时称之为挹娄，魏时称为勿吉，隋唐时为黑水靺羯，至五代（907—960）时始称女真，分布于今东北的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下游）之间。辽时分为“生女真”及“熟女真”
两部。北宋末，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政权（1115—1226）。
1127 年金灭北宋，1234 年金又为蒙古所灭。明代时被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设指挥司及卫、所管理女真地区。16、17 世纪之际，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诸部，于1616 年建后金，自称为汗。女真各部成为满族的主要部分。由于宋应星①陈弘绪：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陈士业先生集。鸿续集》，卷二，第35 —36 页（锦**云书院藏板，1687）
①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第299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考得女真与古时山戎、白狄并非同种，所以陈弘绪说：“得佳解，而豁然破千古之疑，诚不灭之鸿篇也”。
陈弘绪接下又对宋应星讲：“此时女真薄（包图）都城，中国元老亦随胡服。将来如田弘之为纥干、李弼之为徒河氏者，殆不可胜纪。孰夏孰夷，何从别其是非？翁兄此书，殆有深意。
当急图悬之国门，以伸内外之防，自不烦致嘱耳。“这是指甲申年（1644）四月底，由清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兵及降清的吴三桂兵包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都城（北京），自成率众出走。五月，清兵入京，由前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等率文武百官迎降清兵。清统治者规定凡投降官吏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清制。
这就是陈弘绪所说“中国元老亦随胡服”。他还以为今后这些降清官吏也可能象田弘、李弼那样，有朝一日易为“胡姓”，则“孰夏孰夷，何以别其是非？”
据上引陈弘绪那段话的口气看，宋应星在《春秋戎狄解》中，也谈到华夏人易“胡服”、“胡姓”问题。其中所谈到的田弘，①字广路，上党郡高平（今山西）人，本为汉人，后因替鲜卑族拓跋氏（后易姓元氏）建立的北魏（386—557）及西魏（534—557）政权效力，授以原州刺史、车骑大将军，再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柱国大将军，最后得大司空、少保、襄州（襄阳）总管。西魏大统年间（535—551）田弘被赐姓为纥干氏，乃易名为纥干①关于田弘，参见《北史》卷65 及《周书》卷27 本传；庾信：《庾子山集》，卷14，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35 页（科学出版社，1958）弘。庾信（字子山，513—581）
的《庾子山集》卷十四中的《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的纥干弘，实即田弘。而李弼字景和，陇西（今甘肃）成纪人，其父祖一直在北魏政权中任高官。李弼少时膂力过人，值魏乱，初为别将，后因征战有功，西魏大统元年（535）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统四年（538）再升司空、太保、柱国大将军。西魏废帝元年（552），李弼被赐姓为徒河氏，易名为徒河弼，事见《北史》卷60 本传。按李弼、田弘均为南北朝时北朝的汉人，为鲜卑族建立的西魏立战功而升高位，被赐鲜卑族姓，子孙因之。后世之人如不考史实，还以为他们本是“胡人”。当甲申清兵围京师，明廷元老有的投降，有的殉国，何以别其是非，是需要辨明的。宋应星此时疾笔草成《春秋戎狄解》，以古喻今，殆有深意。故陈弘绪主张将其“悬之国门，以申内外之防”。
综上所述，宋应星是一位多产的著作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工业生产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和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谈天》、《论气》、《观象》，也有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论《野议》，更有反映人生哲学的文学艺术作品《思怜诗》、《美利笺》。他的史学专著有《春秋戎狄解》，在音韵和乐律方面著有《画音归正》、《乐津》。他还写下杂文集《杂色文》、《原耗》，介于政论与科技之间。他的多卷本丛书是《卮言十种》。而《天工开物》中的123 幅插图，可看成是他遗留给我们的美术作品。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他长期刻苦钻研、勤奋调查后写成的。在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他坚持著述，写出这么多作品，的确是不容易的。而现存的《天工开物》和《野议》这两部代表作，有科学性、思想性和真实性，尤其难能可贵。他写这些著作时，适值西学东渐，但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中土产物，而他当初未曾料到，《天工开物》后来竟产生国际影响，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他也因之而流芳百世。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宋应星作品虽多，但都是围绕他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科学、技术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这四种思想而展开的。有些作品内容相互间有重复，如《杂色文》、《原耗》与《野议》，《谈大》与《观象》；另有些作品相互间表述共同思想，如《野议》与《怜愚诗》、《思美诗》与《美利笺》，《天工开物》与《野议》、《论气》等。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宋应星想通过不同著作反复陈述他的基本思想观点。
然而我们从他现传世的五种著作中已能把握住他的基本思想，所以有些作品虽已失传，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唯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他的《画音归正》及《乐律》都告散佚，我们无法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不过《乐律》的部分内容可以从《论气。气声》篇中查到。从上面的分析中还可看到，宋应星全部作品中没有一种是研究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也没有一种与科举制艺的八股作品有关。他虽有文史作品，但都是为了表达政治与哲学思想而作。他的哲学作品具有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他的科技著作有益于国计民生，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挽救明末社会危机而写。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可贵的实学。根据现在掌握的线索，试将他各种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图32 表之。
如果觉得《宋应星评传》好看，请把本站网址推荐给您的朋友吧！88106 http://www.8810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