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历史地位
第十章 历史地位 (第1/3页)
本章是第九章论宋应星科学思想的的续篇，专门评述他的技术思想。他的技术思想与科学思想一样，都集中反映在其《天工开物》一书中。所谓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如作物栽培技术、养蚕技术、纺织技术、冶金技术、铸造技术、造船技术和造纸技术等。除劳动者掌握的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说，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由此可见，技术的直接目的是改造自然，而不是认识自然，它是知识的物化形式。技术的任务是为生产服务，因而它是直接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提高，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宋应星所处的时代里，如第一章所述，工农业各部门的技术水平都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正是他的技术思想所由之产生的土壤。除此，他的技术思想还是他把技术与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政治以及艺术相结合并予以融会贯通的产物。这就完整地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兼科学家的特色。宋应星的技术思想既丰富而又有独到见解，其中不少部分在当前已发展成为单独的学科，然而在他那个时代他竟能把这些学科兼容并蓄于一体，说明他确是智慧出众的英杰。
首先让我们评述宋应星的技术哲学思想，这是他把哲学和自然科学运用于研究技术时发展起来的一套思想，包括下列五项：（1）论技术与自然界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2）论技术的本质及结构特征；（3）论技术结构体系；（4）论技术发展规律及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5）技术方法论。可以说这些内容也是当前各国开展的技术哲学和技术论所研究的对象。①关于上述第一项，主要表现为“天工开物”思想，从技术哲学这门学科发展史上来看，这是宋应星作出的一项突出的贡献。因第九章已作陈述，这里不再重复了。至于说到技术的本质及结构特征，宋应星用“法”、“巧”及“器”三个概念加以说明。换言之，在他看来，技术＝法十巧十器。“法”指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如种稻之法、冶炼之法、纺织之法等，不知道这些操作方法就无从进行工农业生产。“巧”指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宋应星常常用“人巧”、“工巧”加以表述。“器”指生产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和设备。
在他论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各章节中，都要谈到这三者，构成《天工开物》全书结构框架的主体，可见他对技术本质及结构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在技术的①韩寿根等：《学科大全》，第190—191 页（沈阳出版社，1989）
三要素中缺一不可。操作方法固然重要，但只有通过“巧”与“器”才能实现生产。宋应星认为技术三要素中“人巧”是最积极的因素，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巧造成异物也”。他又把劳动者的技能分为熟练的（“工夫精熟”者）或“巧思”者和非熟练的，而提倡勤巧。同时他也强调工具的重要性：“世无利器，即般（鲁班）、倕安所施其巧哉？”（《锤锻》），又说：“谚云：”万器以钳为祖‘，非无稽之说也。“（同上）。每种操作方法有其特用工具及设备。《膏液》章称，如按压榨法取油则用木榨：”若水蒸法，则并用两釜“。他又指出，无论用什么方法和设备取油，只有工匠的技能”精到者“才能得到更多的油脂。他在书中到处提请农民和工人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树立了这方面的标兵。他甚至在《锤锻》章认为，对从事复杂劳动的锻造铜乐器的工人，应给予比锻造铁器的工人高一档的工资（”锤工亦贵重铁工一等“）。这就从技术政策上落实了他的思想主张。
由于宋应星对技术本质和结构要素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他能在《天工开物》中构筑一个严密的技术结构和技术知识体系。这是他技术哲学思想的另一项丰硕成果。在令人眼光缭乱的众多的工农业各部门技术及技术知识中，如何能理出头绪来，使之成为有内在联系的一个体系，在宋应星以前可以说还没有人作过这种尝试。因为这项工作很困难，要对所有这些技术都有所了解，而且还要有通观全局的哲学概括的头脑，要人乎其微、出乎其上，将对各技术的微观与宏观认识相结合。对明代的一位知识分子来说，从事这项费力的工作是无名可图的，写几篇应时的八股文比这容易得多。宋应星却发誓一定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一不做二不休。他有一首诗似乎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个中信誓千金重，身外浮荣一叶飘”（《思美诗》之五）。他把誓言看作比千金还重，把声名看作一叶浮萍。《天工开物》共18 章，实际上至少涉及30 种技术，因为有些章包括好几项技术。如《乃服》便涉及养蚕、种桑麻及纺织等技术，《甘嗜》涉及种甘蔗、制糖、养蜂等技术，而《彰施》则包括染料植物栽培及染色技术。如果将各章内容分解，则我们可看到该书探讨的技术为：
（1）谷物栽培技术。（2）甘蔗栽培技术。（3）桑麻栽培技术。（4）染料植物栽培技术。（5）养蚕技术。（6）养蜂技术。（7）谷物加工技术。（8）制糖技术。（9）榨油技术。（10）制盐技术。（11）制技术。（12）纺织技术。（13）染色技术。（14）采矿冶金技术。（15）铸造技术。（16）锤造技术。（17）采煤技术。（18）非金属矿烧炼技术。（19）陶瓷技术。（20）制砖瓦技术。（21）造纸技术。（22）制墨技术。（23）颜料制造技术。（24）造船技术。（25）航运技术。（26）制车技术。（27）冷武器制造技术。（28）火器制造技术（29）珠宝采集技术。（30）珠宝加工技术。
如果再细分下去，还不止30 种。这些技术确实包括了17 世纪三十年代时中国工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所有主要技术。如果说还有遗漏的话，就只差建筑技术、水利工程技术和印刷技术了。但宋应星并没忘记讨论建筑技术中使用的砖瓦及金属工具刀斧、锯、凿等的制造，和农田水利灌溉技术中使用的各种水车以及印刷业中使用的纸张及墨的制造。在一部书里讨论如此众多的技术问题，除《天工开物》之外，还是极少有别的著作能出其右者。难怪此书在国外被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这是当之无愧的。
令人惊叹的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不但广泛地逐一阐述了上述30种工农业技术的具体知识，而且还将这些技术系统地纳入到他所构筑的体系之中，当将这些技术知识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掌握后，也许有几个方案可供他选择来构筑一个体系。一种方法是用哲学思维方式来处理各卷、各章的序列安排。第二种方法是用经济学思维方式来处理。也可以同时用两种思维方式，但侧重其中某一种。不管用何种方法，都应把农业技术与工业技术这两大部类的界线划清。这一点宋应星已经做到，只是为了紧凑篇幅，他才把某些农产品的种植技术及工业加工技术放在同一章（如《甘嗜》、《彰施》）中，然后再用章下的节来划清工农业的界线。在分清工农业界线的前提下，用哲学思维方式构筑技术体系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但宋应星是重实践的思想家，当他建立体系时，突然经济学思维方式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宁要按经济学原则行事。于是他在全书序中说明了“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的原则。本着这个原则完成了他的体系处理。他将30 种工农业技术构成的大体系分为三个中体系，即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册），上卷（第一个中体系）有6 章，即6 个小体系。在这个中体系中农业部类包括谷物、甘蔗、桑麻、染料种植技术和养蚕、养蜂技术，食品及织染；工业部类包括谷物加工、制盐、制糖及纺织、染色技术，共11 种技术，都与吃饭、穿衣有关，为万民生活所必需，故列为全书大体系之首，以体现重农经济思想。中卷为第二个中体系，有7 章，即7 个小体系，全属于工业部类。其中食品及轻工业有榨油、陶瓷、制砖及造纸技术，重工业有铸造、锻造、采煤、非金属矿石烧炼技术，交通运输业有造船、航运及制车技术。榨油本应列入上卷，但因该卷篇幅容不下，故列入中卷，中卷共有11 种技术。下卷为第三个中体系，有5 章（5 个小体系），也全属工业部类，其中轻工业有制、制墨、颜料技术，重工业有金属及合金冶炼，军工工业有冷武器及火器制造技术，另有珠宝采集及加工技术，合计8 种技术。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把工农业30 种技术归入18 个小体系中，再将18 个小体系归纳成3 个中体系，最后由3 个中体系构成一个大体系。在这里他还不自觉地使用了系统工程的方法。
经宋应星这样处理后，工农业整个技术及技术知识不再是无秩序的堆积，而成了有秩序的体系。当然，他的体系因过份偏重经济学和政治学考虑，也不无缺点及有待改进之处。比如重工业中的金属冶炼及铸造、铸造技术应当都放在第二个中体系中，但由于他有“贱金玉”（实际上是贱金银）的原则，不得不把冶炼技术放在第三个中体系中。还有，《乃服》章这个小体系显得过于臃肿，包括农工业中好几种技术，如再细分为两章也许更好。由于作者强调“乃粒”、“乃服”的对称性，也不得不把几种技术挤在一起。万事从头难。不管怎样，宋应星毕竟作出可贵的开端，后人在他的基础上只要稍加改进，就很容易建立较为严密的技术结构及技术知识体系。我曾在《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1989）一书中对宋应星的体系作了结构改进的尝试，现在当我们研究他的技术哲学思想时认识又提高一步，也许还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说宋应星的技术体系内，中体系这一层次的结构和小体系的排列次序有待改进的话，则大多数小体系的结构是合理的。小体系（章）由更小层次的体系构成。宋氏在建立小体系上匠心独具，越接近基层体系，则其结构就越加合理。以谷物栽培技术体系为例，如何将众多的谷物种植技术作出系统安排和叙述，是很多农书作者面临的困难问题。一般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不分主次地按作物品种逐一平铺直叙，二是将谷物按其内在属性及全国口粮中的重要性分成几大类，再逐类逐项处理。第三种方法介于以上两法之间。
显然第二种方法是最科学的。明代农学家徐光启（1562—1633）《农政全书》（1639）用第一种方法，卷25《谷部上》对谷物的排列是黍、稷、稻、粱、秫、稗；卷26《谷物下》分别是大豆、刀豆、黎豆、麦、荞麦、胡麻。这是不分主次、系统性不强的处理方法。宋应星与徐光启或其他农书作者不同，采用了上述第二种方法，即分类叙述法，而且主次分明，又反映了谷物的内在属性。他的思路是将谷物按其产量及在口粮中的重要性为次序，再考虑自然类别，分为（1）稻、（2）麦、（3）黍稷粱粟、（4）麻及（5）菽（豆）五大类，再以五大类为纲，纲下再分为细目。如稻类下有糯（粘）、粳（不粘），麦类下有小麦、大麦、裸大麦（青棵），豆类下有大豆、绿豆、豌豆、蚕豆、小豆、扁豆、豇豆等。如此，纲举目张，体系严密。另一位明代农学家邝璠（1465—1505 在世）《便民图纂》（约1502）的处理方法介于宋应星与徐光启之间。看来宋应星对谷物的分类处理得最为得体，因为他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上，能从技术哲学和农业经济学角度处理谷物分类及谷物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而徐光启则沿袭了南北朝时的贾思勰《齐民要术》（六世纪）及元代人王祯《农书》（1313）等传统方式行事。宋应星决定突破这个传统，自寻门径，独开一种处理方法，建立了包括20 种作物在内的新的体系。
这种创新精神和新方法都是十分可取的。
宋应星将工农业30 种不同技术的产品逐一作了分类，然后再将各类技术综合成层次不同的小系统、中系统内，最后进入大系统中。而每类技术又各自成为基层系统，此系统又是由对单个技术产品的分类后而综合成的。单个技术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是他大体系中的结构单元。每一个技术结构单元又是一个“细胞”系统，其中包括原料种类及产地、技术过程、操作要点、工具设备、原材料及能源消耗、产品产率及其特性与用途等。每个技术单元系统都一律包括构成技术定义的3 个要素：“法”、“巧”、“器”。正如同18 世纪瑞典学者林耐对大量植物作了分类并建立了其自然体系一样，宋应星对大量工农业产品及其制造技术作了分类并建立了其技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他还是位工农业产品及技术分类学家，而他的分类方法可能受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大量药物作科学分类的某种思想启发，但结合工农业产品及其制造技术的特点再加以发挥。李时珍药物分类法及本草学体系的建立，是在突破千年来流行的上中下“三品”分类的基础上完成的。李、宋二人都有打破传统的学术勇气。
宋应星的整个技术哲学思想，以其对技术本质及结构特性的认识为核心，从这个思想细胞出发，发展成他的系列思想。既然他认为在技术的三要素中“人巧”是最积极的因素，这就导致他对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的尊重和对能工巧匠的称赞。他反对经生之家（儒生）和纨绔之子（富豪子弟）
鄙视工农群众的任何表现。由于技术是农民、工人赖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基础，则创造技术的主力军首先应是这些劳动者，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所谓“圣贤”之辈。谁是创造各种技术的主力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技术观。《考工记序》云：“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根据这一思想，后来的一些古书（如《世本》）便把很多技术发明都归在某一圣贤、智者的头上，而否定劳动者在技术发明创造中的作用。与此相反，宋代科学家沈括（1031—1095）认为：“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与预焉。”（《长兴集》卷19）。就是说，工人、农民参与了技术的发明创造，“岂能尽出于圣人”。在上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中，宋应星站在沈括一边。就象沈括一样，他在《天工开物》中也记下了许多劳动者创造的技术，尤其“法出于近代”的较新技术和劳动者以为秘诀的技术环节。他在书中到处歌颂劳动者的技巧，而且在《乃粒》中指出“著书圣贤”
不一定就懂技术，否则为什么他们在“五谷”中竟漏提稻，而稻为南方广大人民的主食。他还认为把造纸技术的发明归于东汉蔡伦一个人头上，是浅陋的见解。现代考古学发掘已证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已发明了麻类植物纤维纸。
在宋应星看来，社会财富是工农业产品，因而工农业生产技术自然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唯一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他对技术在社会中重要性的认识。他不但反对空谈“性理”、坐而论道的儒生鄙视劳动者的任何表现，还反对他们鄙视工农业生产技术的陋习。他公开声明，《天工开物》不是写给“大业文人”的，而是专为有心国计民生、从事生产和守土守疆的知识分子、识字的工农和官兵阅读的。他甚至主张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技术教育，在社会普及技术知识，使“学者童而习之”。这样就可提高国民的技术素质，使工农群众靠技术从事生产，以便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写道：“‘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日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故予］先列饲蚕之法，以知丝源之所自。”（《乃服》）次列织丝之法，以解绸缎之所出。他还感叹他说：“乃抒柚（织机）遍天下，而得见花机之巧者，能几人哉？”（《乃服））他说这番话时，心情必定十分沉重，急切希望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技术发生兴趣，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然充斥书肆的却多是四书五经、诗文、八股一类书籍。宋应星决定虚心向工农请教，及时记录下技术知识，成就《天工开物》。要知道，工农生产中群众积累下的技术经验、诀窍、技巧不会自动出现于书中并以系统形式保存下来，必待科学家予以总结、概括，才能成为知识形态。这就体现了学者与工匠、农民相结合的力量。由工农提供技术素材，再由学者提炼成思想观点和带有规律性的陈述。
在技术领域内，历史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能善于利用所处时代的技术材料，通过其著作反映前代人及同时代人所获得的技术成果，并启发于后代人。先进的技术加上操作熟练的劳动者可以创造一切，有了思想和人就可向自然界索取一切。而技术思想家的作用就是展示先进技术、提供思想，因而我们说《天工开物》是一部帮助创造人间技术奇迹和物质财富的书，并不过份。
当宋应星把他的万物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考察技术现象时，使他总结出若干有关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又是他研究技术史后得出的思想体会。他在《陶诞》章中写道：“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①这是说：古代商、周之时盛祭祀品或食物的器皿以木料制成，并非因用木器表示庄重浑厚的意思，而是因技术水平所限，还没有别的材料可以代替。到了后世，各地发现陶瓷土的良好性能，人工发挥出技巧，制成优美的瓷器，象丝那样薄、如玉那样白，用以代替古时的木器。将瓷器陈设在几案上或摆在筵席上，其花纹与光泽交相辉映，既典雅又实用。难道从此就永远使用瓷器，而不用另外新型的器具吗？他这段精彩论述，意在表达下列思想：每个时代的产品都反映了该时代的技术水平，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出现，产品的面貌和品质也随之而变。旧产品被新产品所取代，新产品又因新材料及技术的引人，而被更新的产品所代替。以盛食物的器具为例，商、周时用木器、青铜器（贵族用），并无他意，实因无再好的东西可以代替。到后世由于瓷土及制瓷技术的应用，制成优美的瓷器，社会上便乐于使用。然而宋应星并不认为瓷器是最好与最后的产品，他相信后世还会因新材料及新技术的发展，再出现比瓷器还要好的产品，因为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现代仿瓷塑料器物的出现，就证明了宋应星关于技术制品及技术不断新陈代谢、世上没有永久不变的产品的思想。
在谈到农业技术的发展时，宋应星在《乃粒》中写道：“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不然，神农去陶唐（尧）粒食已千年矣，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岂有隐焉。而纷纷嘉种必待后稷详明，其故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从神农氏时代到帝尧时种植谷物已有一千年历史。天下受惠于农业技术的好处，再清楚不过的了。然而后来到尧的时代又纷纷出现许多良种作物，而由尧时主管农业的后稷来详加说明。这是为什么呢？宋应星在这段话的前面已对他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上面分”。也就是说，土壤的丰度随所经历的不同时代而异，谷物的品种特性又随水土环境的变化而千差万别。土壤丰度、谷物物种及品质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农业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从神农到帝尧的千年间，不可能设想农业技术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昔日贫脊的土壤经过改良更为肥沃，由于水利灌溉、田间管理的加强和对谷种的选择，到尧时又出现许多良种，其品质优于昔时。宋应星的中心思想是，农业象工业一样，其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谷物品种，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良种会层出不穷。
正如他在《乃粒》章另“一处所说，”凡粮食，米而不粉（只含米而不作粉的谷物）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千百其名。“
他以工业（陶瓷技术）和农业（谷物栽培技术）的具体事例向人们说明，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人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能逐步征服自然，创造日新月异的新产品、新物种，从而使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不断改进。
为此，人们就永远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停地追求未来。这就是从宋应星总结的技术发展规律中引出的自然结论。
宋应星在《佳兵》章还写道：“火药机械之窍？变幻百出，日盛月新。中国至今日，则即戎者（使用武器的军人）以为第一义。岂其然哉？虽然，生人纵有巧思，乌（怎）能至此极也？“这是说；制造各种火器的技术，变化百出，日盛月新。中国在明代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把火器的生产放在头等重要地位。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不然的话，人们再有巧妙的技术思想，①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中册，第1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又怎能使火器制造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呢？他这话的含义是，倘若社会上对工农业某些产品有了迫切的实践需要，则这种社会需要就能刺激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获得更快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战争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因为这不符合应星之本义。他在说上述那段话的同时，还指出战争是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又引《老子》的话说“佳兵（武器）者，不祥之器”，主张用兵要慎重。宋应星本义是，社会实践需要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只不过他举了火器生产作为事例。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清政权借武力步步进逼，已直接威胁到明帝国京师的安全，则明政府加紧研制火器，亦是自卫措施。《天工开物》在谈到旋转式火箭弹“万人敌”时也说：“此为守城第一器？作者不上十年（近十年年制造出的），守土者留心可也。”
我们从插图得知，被此火器击中的，是攻城的清兵队伍，从其装束中清晰可辨。
宋应星在其余各章讨论某种产品的生产和沿革时，也常常先讲出社会上对该产品的实践需要，首先是经济上的需要。如“凡铸铜为钱，以利民用”
（《冶铸。钱》）。在《燔石。砒石》节讲得最为明确，由于南北各地用砒霜作农药用，这才刺激了砒石烧炼技术的发展，其产品“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者”。如果用砒石作火药与白铜，“需用能几何哉？！”还要诠释的是，应星所说刺激技术发展的社会实践需要，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需要。如对粮食、衣料、副食品、铁锅、瓷器、生产工具、车船、纸张、金属货币、煤炭等等的需要。他对只满足社会少数人奢侈**的产品需要，予以鄙视，不列为正当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他引出的另一条技术发展规律是，社会一旦对某种产品有了紧迫的需要，则生产该产品的技术便得到优先发展。根据这条规律，他甚至能作出某种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报。例如（《乃服。倭缎》）节谈到福建漳州、泉州地区从日本引进制造“倭缎”（漳绒）的技术时指出，这种织物尽管好看，但作成衣帽非常容易脏损，华而不实用，没有发展前途。他写道：“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就是说：“现在中外用户都不看重这种产品。将来要变成无用之物被淘汰，因而这类织造技术不可能再流传下去。”宋应星举这个例子，又从反面告诉他的读者，某种技术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需要，便失去了其发展动力，最后就可能被社会所淘汰。在《彰施。诸色质料》中他又指出，芜湖发展起来的蓝布在各地及外国都受到欢迎。但人们用久了便生厌，希望有新的产品。于是后来又有了毛蓝布出现。用松江美布为原料，对染色技术加以改进，使蓝布略具红光。“此布一时重用。”宋应星认为毛蓝布（“毛青布”）肯定有发展前途。在他看来，技术与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就象毛与皮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当时的有心人就可密切注意市场动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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