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3/3页)
献出处，但却有“宋子曰”之类字样，这正是宋应星的自称。例如，《蚕桑萃编》卷六《染政》篇中红花条便称：“采花者必侵晨带露摘取，？？其朝阴雨无露，故花较少，吁摘无妨。”①这段文字取自《彰施》章红花节。其中“无妨”
二字为杨本《天工开物》将涂本“无防”校改者。
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即20 世纪初，引用《天工开物》的还有山东日照人许衍灼。他自幼喜工艺，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三十四年（1908）入东京浅草工学校习机械。
许衍的还对历史有兴趣。在他留学期间值辛亥（1911）革命，①卫杰：《蚕桑萃编》（1899）卷6，（染政）第160 页《中华书局，1956）
满清封建统治被推翻。在这年暑假他便去东京上野公园附近的帝国图书馆查阅中国文献，看到有宋应星《天工开物》和刻本，即1771 年菅生堂本，和其他大量著作，1912—1915 年写成《中国工艺沿革史略》，共四卷十九章四十节，1917 年出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书中利用了《天工开物》中的不少材料。如卷三化妆品条写道：“燕脂古造法以紫铆染绵者为上，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明清以来，济宁路取染残红花滓为之，值甚贱。见《天工开物》。”②查《彰施》章燕脂节，宋应星曰：“燕脂古造法以紫铆染绵者为上，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近济宁路但取染残红滓为之，值甚贱。其滓干者名曰紫粉，丹青家或收用，染家则糟粕弃也。”③差不多与许衍的同时在日本留学的章鸿钊（1877—1951），也在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中看到同一版本的《天工开物》，也成为本世纪初以来研究并征引此书的人。章鸿钊字演存，江苏吴兴人，清末留学日本，习地质学。又曾游学于西方，通晓数门外语，除自然科学外，更擅长文史。他是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913 年创建地质研究所培养人材，1916 年更创建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地质学会发起人和首任会长。鸿钊也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奠基人。除大量地质学论著外，他还著有《石雅》及《古矿录》二书及科学史论文多种。《古矿录》是晚年之作，生前几完成，1955 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石雅》的拉丁文名是Lapidarium Sinicum（《中国石谱》）。这是一部对中国古籍所载各种石类、玉类、化石和金属作综合研究的学术专著，初版刊于1921 年，1927 年再版。初版分上中下三卷，再版易为上中下三编，每编再分若干卷。章鸿钊在解释这种体例安排时写道：“初刊分上中下三卷，今易为编，每编又分若干卷，每卷各弃以短引，盖略师宋应星《天工开物》之例。”①说明这位地质学家的著作在体例上是师于宋应星的，足可见他对应星的推崇。
《石雅》上编有三卷，主要研究《天工开物。珠玉》章涉及的珠宝玉石；中编有五卷，研究各种石类；下编有三卷，涉及各种金属及金属矿石。每卷有类似“宋子曰”的前言，正文内对每种金石均详述其辨名、形质、产地、沿革、学名及成分等。除文献叙述外，还结合分析化验结果，博采中外各家言论，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书内并附插图。在这部书中多次引用《天工开物》并对之给以高度评价。例如中编卷五《石炭》节内谈到煤时写道：“煤之名称，至明愈繁。宋应星《天工开物》云：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
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煤，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未煤如面者，名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的之后，与明煤同。又石卵单取硫质，其气薰甚，名曰臭煤。燕京房山、固安，湖广荆州等处间有之。“在将宋应星于《燔石》章论煤的种类及产地概要性摘引后，章鸿钊评曰：”是其辨别详矣“。”其“
指宋应星。根据宋应星的判断，北方产的明煤质量较好、块度也较大，有“炎高”的性质，用于家庭用，这应属于无烟煤（anthracite）。而南方产的多②许衍灼：《中国工艺沿革史略》，第68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燕脂》，上册，第52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①章鸿钊：《石雅。几例》，第3 页（中国地质调查所刊本，第二版，1927）
为碎煤，块度小，不及北方明煤质高。地质学专家章鸿钊以自己的经验证明宋应星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写道：“予尝往来南北，视察地质，窃以为中国石炭北丰而南瘠，即其质之纯杂亦略异焉。？？《天工开物》亦云，明煤产北，碎煤产南，碎煤固视明煤为劣也。”①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仅此一例已足以说明问题。
由此可以看到，宋应星在中国科技史中对明代以前中国传统工农业生产技术作了一次系统总结，开创了在一部书内综合论述整个生产领域各部门技术之先例。在清末以前的几千年间只出现这样一个科学家完成这番事业，确实是无以伦比的。不幸的是，宋应星这部著作出现在明末乱世，社会纵然需要它，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也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天工开物》面世后七年便值明亡，从清代初期因杨素卿翻刻本的刊行才进一步流传于世。在整个清代（1644—1911）的267 年间，这部书始终对后世著作发生影响，尤其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有两次被大规模引用的**。但在乾隆后期一度因政治原因该书受到冷遇，又长期没有再版，抑制了流通的范围。但宋应星作为在中国科技史中别开生面、承前启后的科学家，是乾隆皇帝无法从历史中抹去的。在嘉庆、道光年以后，一些清代学者继续向宋应星请教，直到20 世纪初年。
宋应星从世界科技史角度看，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界的头面人物相比，他的《天工开物》直到18 世纪前半期，还没有任何一部外国同类作品能出其右。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二章所述，宋应星的著作在17—18 世纪的日本对江户时代各界学者产生的影响，甚至比中国还大。在朝鲜也是如此。
而在19 世纪欧洲也轰动一时，宋应星著作的有关章被译成法、英、德、俄和意大利文。他是一位名声远扬的学者，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平心而论，在清代二百多年间的学术界中，宋应星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还没有受到应有评价，在清人修的《明史》中竟无其传。因而大科学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直到20 世纪20 年代，由于丁文江、章鸿铡这些科学界老前辈的介绍和推崇，宋应星的价值才真正被发现。然而对这位科学家的全面研究和高度评价，还是在50 年代起才开始大规模进行。与此同时，日本和欧美学术界也再度更深入地研究与认识宋应星对科学的贡献。现在他作为中国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中的一位有代表性重要科学家的地位已得到确认。然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介绍他，使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他，但需我们付出更大努力。但无论如何，宋应星绝不再会受到历史的冷漠，这已是大势所趋。
以上我们着重评述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中的地位，而且论述了所以然的理由。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在这方面目前在中国国内和了解中国科学史的外国学者那里已取得共同的认识，但如果再广泛浏览外围现已出版的有关科学家传记及科学史作品，情况便并非总是如此。例如美国1981 年出版的《简明科学家传记辞典》①是据16 卷本《科学家传记辞典》而缩编的，内收入从古代至1972 年为止各国5000 名科学家传记。我们在该书A 部分看到阿格里柯拉的传记，但在5 部应该出现宋应星的地方却不见其人，结果把与阿格里柯拉对等的中国科学家忽略了。类似的事例还可举出不少，说明①章鸿钊：《石雅》，卷5，第205 页（中国地质调查所印本，1927 二版）
①J.Maureretal：Concise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Cadrles Scribner‘s Sons，1981）
要使全世界都承认宋应星的历史地位，的确还要作很多工作，而本章的目的就在这里。在科学史方面是如此，而在思想史方面更是如此。把宋应星作为思想家来评价，在过去中外出版的有关哲学史、经济思想史及总的思想史作品中一直少见。
只是从本世纪70 至80 年代以来，宋应星思想才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侯外庐（1903—1987）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1980）一书下册有专门篇幅评述宋应星思想，为这类作品首先作出了表率。书中说“宋应星的‘气’的概念，是他从自己长期科学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一种抽象，在唯物主义的‘气’的理论上是别开生面的。”“他能从科学技术考察出发，达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又说：“宋应星的社会观点中也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其中特别是他对当时社会政治腐朽现象的揭露和他的历史进步观点。”②还使我们高兴的是，叶世昌先生1983 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一书中列出专节讨论宋应星的经济思想，其中指出“宋应星的财富观比徐光启的正确得多”。③近年来其他作者也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宋应星思想，这都是可喜的现象。但从整个思想史中评价宋应星的历史地位，要比从科学史中评价他的地位还要作出加倍的努力，而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入展开。这里我们只能稍作尝试，因为这项工作目前还较少被问津。
评价宋应星在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可能还得用前面使用的方法，即把他和前代、同时代和后代的思想家来比较，看看他作出什么新贡献和对后世人有什么影响，同时还要把他放在国际环境中作一番考察。宋应星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甚至还有他的美学思想等，如本书第7—10 章中所述。如果在每一思想史领域内都象科学史那样去详细分析，则本章篇幅就要扩大几倍，而且内容上势必与论思想的各章重复，所以这里只能作一提纲挚领式的重点评述。首先要指出宋应星这个人物的特点。他与往有些学者不同的是，他除了是科学技术专门家之外，还对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都作过较深的探讨，而且将这些探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写下了除《天工开物》这部卓越的科学技术著作以外的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如《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等等，因而他便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到人文科学领域。在这方面他又与其他思想家找到共同的学术语言。然而他与别的思想家不同的是，他能凭借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优势，用科学的定量描述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而他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思想又多半是他本人多次在南北各省作实地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的结果，也是他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这使他这位思想家具有科学家的素质，他的人文科学思想打上了明显的自然科学的烙印。又由于他往来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能将二者融会贯通，使之相互渗透，他便能对其他学者忽略的问题作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结果导致他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有关技术哲学、技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可以说他既是科学家出身的思想家，又是思想家出身的科学家。他的这些特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克②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③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第36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服了有的科学家人文科学研究之不足，又克服了以往思想家科学知识肤浅之缺陷。他为我们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对今天如何培养具有综合思维能力的人材来说，是有启示性的。
今以物质观为例，评述宋应星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大地万物由什么构成、经历什么变化，一直是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通过阴阳说和五行说来解释万物起源和发展问题。早在西周时阴阳说便已出现，它把阴、阳看作“天地之气”，是自然界两种基本的、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联系的物质，其运动变化是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国语。周语上》载周大夫伯阳父用阴阳说解释镐京地震的原因是阴阳失调。春秋时仍认为阴阳是“气”（物质），是万物本源，但也是蕴藏万物之中的属性，构成万物变化的原因。先秦时道家发展了这一学说，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都包含阴阳两个方面。这里阴阳成了万物普遍具有的属性。到《易传》时，阴阳说又得到发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二者上升到自然界根本规律的高度，这里主要强调阴阳的矛盾作用和属性。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是万物的本源，早期的表现形式是西周晚年出现的五行相杂说。《国语。郑语》引太史史伯的话说：“故先王以上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认为单一的东西不能造成万物，必须让土与其余四种元素“相杂”才成。实际上这是一种多元论物质观。中国的五行说与希腊的四元素说（水、火、土、气）及印度的四大说（水、火、土、风）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大体一致，但也有不同。五行说增加了“金”这个元素，把它从“土”中独立出来，反映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及青铜制造方面的发达，强调了“金”在制成生产工具及兵器方面的重要性。五行说中独缺“气”这个元素，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对气认识不足，因为“气”的概念至迟已出现于春秋时期。如果象《尚书。洪范》所说“火曰炎上”的属性，亦可看作火具有“风”或“气”的属性。
到春秋末，五行说又演变为“五行相胜”说，“相胜”就是相克的意思，反映五种基本元素相互间的制约关系：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见于《左传》。至战国初，又出现了五行相生说，认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见于《墨子》、《管子》、《吕氏春秋》。
相生说认为五行之间并不只具有相克关系，还具有相生或相互促进关系，而相克更取决于量的关系，如杯水不能灭车薪之火。从战国后期开始将五行相胜说与五行相生说结合在一起，成为“五行生胜说”，这样一来，对五行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与此同时，战国时还进一步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成为阴阳五行说。用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而且产生长期的思想影响。早期的阴阳说、五行说和阴阳五行说，都是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而阴阳说还具有原始的辩证思维的因素。它们都起源于古代农业、工业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反映了当时生产技术和初步积累的自然知识水平，力图通过自然界本身解释万物生成及其变化的规律性，而与占统治地位的“帝”、“神”、“天命”等唯心主义观念相对立。但是要指出，这些早期学说具有很大的直观性，而在理论结构上不够严密。例如，五行相生与五行相克实际上是两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图53）{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48_1.bmp}，水火木金土之间又是并行排列的。万物到底是怎样构成与演化，仍看不出其间的结构层次关系，而五行之间也决不只是单纯相生或相克的关系，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当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后，阴阳的物质性逐步消失，更多的表现为作用、属性或功能。
战国以后，这些学说受到唯心主义曲解，被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总是要随着科学技术和对自然认识水平的发展，而采取新的形式，所以在汉以后的物质观又出现于哲学界中。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提出了“气”的理论以代替五行说。他在其《论衡》各篇中指出，“气”或“元气”是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本源，气的特性是“自然”、“无为”（无意志）的原始物质，万物生成死灭都是气变化的结果。显然，这是一种一元论物质观，或可称为“元气一无论”。“气”在这里相当希腊哲学中的“原子”（atom）。从近代科学角度看，元气一元论比五行说多元论是更为进步的物质观，反映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说后由北宋的张载所发展，他在《正蒙》一书中认为，万物由气这个物质本原构成，气有聚散、往来，而无生灭，气聚而为有形之物，气散而为无形之物。
气又有阴阳二体，称为“两端”，“一物两体，气也”。张载由此又将古代阴阳说中的阴阳赋予物质性的本义。他认为万物都是通过气的阴阳二体的分合，借聚与散的形式而形成、发展以至消灭。①但物之消失并非化为乌有，而是形的改变，本质及一气之运行：“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太和篇》）。
这就既唯物主义地而又辩证地比五行说或阴阳五行说更好他说明了自然界万物生成和发展变化的各种现象，是张载对哲学史作出的一大贡献。其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将构成万物的本原由5 简化为1，又复归了阴阳的物质本质，引入了“聚”、“散”的概念，初步论述了物质不灭。但某种伟大学说建立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张载将气分为“清气”与“浊气”：清气在流动不息，是谓之“神”；浊气在地滞而不动成有形之物，是谓“神之糟粕”（《太和篇》）。他将“神”与“形”对立起来，而为唯心主义潜入他的哲学体系开了后门。
当张载发展气一元论物质观时，他同时代其他宋儒在努力改良阴阳五行说，使这个理论更加体系化。周敦颐（1016—1073）把宋初陈搏的《无极图》改成论证万物本体及形式的图式，著《太极图说》以阐明之。周氏认为万物生于“太极”，太极生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就是说，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而万物最终以无形的太极为本原。①经过朱熹的发挥使这个理论更加系统化与具体化了。它比古代阴阳五行说的改进在于：（1）在五行之上设立更加原始的本原（太极），从而使该理论具有一元论的特点，克服了原有的多元论弱点。（2）象张载的气一元论一样，复归了“阴阳”作为物质性的本质，“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朱子语类》卷三）。这样，阴阳便不再象过去那样抽象化了。这是所有宋代哲学家对阴阳说的共同改进。（3）对古代五行说中五行的并列模式深入研究后，发现五行中水、火是更为原始的物质，然后有土，由水火与上作用才成金木。因而把五行分为“水、火→土→金木”三个物质结构层次，比过去的五行说有很大改进。根据太极一元论物质观，万物生成经过下列大的层次：太极→阴阳→五行（水火→土→金木）→有形之物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198，20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179 页（人民出版社，1979）
第Ⅰ层次（太极）→第Ⅱ层次（阴阳或αβ）→第Ⅲ层次（a 水火→b 土→金木）→第Ⅳ层次（有形之物）换言之：Ⅰ→Ⅱ（α＋β）→Ⅲ（Ⅲα→Ⅲβ→Ⅲｃ）→Ⅳ这样一来，便使从万物最初本原到有形之物的生成过程更加具体化一步，对五行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深化一步。学者们介绍太极一元论时，通常只载版刻太极图，而未对图内所示细节加以说明。我们此处据刊本原图绘出一个解析图，订正刊本原图内“水、土、木”之间一条线处理上的不当。
从图54 中可以看到：（1）土由水、火生成。（2）水与土并通{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551_1.bmp}过土生成木，但木内除含水、土外，亦含火。（3）火与上并通土生成金，金除含火、土外，亦含水。（4）土成为仅次于水火的层次，而且是水火作用的介质，也是与水火作用的一个元素。（5）五行的排列次序应当是水火土金木，而不是水火木金土或金木火土等，其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序应为水、火→土→金、木。（6）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万物，但五行还并非基本元素，其中每一行都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气也，生此五行之质”（《朱子语类》卷九）。这样，阴阳五行说通过改进，又达到新的发展形式—太极—元论物质观。这个理论体系虽然在结构形式和解释万物生成的细节上胜过元气一元论物质观，但存在着先天不足。问题在于，比阴阳二气更为原始的“太极”，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周敦颐体系中万物本原的“太极”，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极，又名“无极”。“太极”一词来自《易传》，是精神性的东西，相当道家的“道”，或唯心主义中“理”的范畴。朱熹解释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乃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故太极之中万理毕具。①又说“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语类》卷九），是超越于客观世界之上的。周敦颐也指出：“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太极图注》，《濂溪集》卷一）。朱熹更解释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未有这事，先有这理”，理在气先，“理终为主”。
因而这个体系探讨万物本原及生成演变时，认为精神性的“理”（太极）产生于物质性的“气”之前，而且是气以及万物的主宰，于是便颠倒了事物的本末关系。此体系实际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物质观，它尽管理论形式较完备，在处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这个最高哲学问题上跌入唯心主义泥潭，不可能使人们对万物构成获得正确认识。
明代以前物质观方面两大哲学流派的大致情况，便如上面所述。在宋应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99 页（商务印书馆，1947）
星以前的明代学者中，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和李时珍等人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物质观，又吸取了太极论物质观中的合理成分，有了些新发展。王廷相认为万物由“元气”这个物质本原构成，气有聚散，而无灭息，盖“未尝减”（守恒）也。气有运动，以其含有不能相离的“阳气”与“阴气”之交感而成万物（《慎言。道体》）。他针对太极论物质观将精神性的“理”置于物质性的“气”之上的作法，批判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
（《太极辩》），因此他把“理在气先”命题改为“理在气中”，而将“理”解释为“气”的规律，规律寓于客观存在的“气”之中，而无脱离“气”而存在的“理”。这一字之差便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他又说：“余尝以为元气之上无物”，有元气运行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有万物，“非元气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答薛君采论性书））。廷相还指出：“南宋以来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恶涉于气？？嗟乎！支离颠倒，岂其然耶？”
盖“理无机发（没有物之机能），何以能动静？理虚无象，阴阳何由理中出？此论皆窒碍不通“（《太极辩》）①他又针对五行说指出，古代五行说是从民用观点讲的，”谓此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是万物之本原。
后人“以五行论造化生人物”，且配十二支于四时、“以五行配五脏六腑”、再配星纬，乃“假合傅会”、“怪诞之谈”（《五行辩》）。他指出：水、火、土比较根本，而后乃生金木，金木不能与水、火、土并列，何能成万物本原？他认为天地之初只有阴、阳二气，而此二气含于元气之中。王廷相的功绩在于：（1）从哲学上批判了太极论物质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打中其“理在气先”的要害，而代之以“理在气中”的正确命题；（2）肯定并重申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生机；（3）点中了五行说在结构原理上的破绽，肯定了太极论物质观中对五行层次的分析。然而王廷相没有象周敦颐发挥陈抟理论或朱熹发挥周敦颐理论那样去发挥张载的理论，使之成为更系统与更明确的物质观体系，因而在他的学说中元气如何通过阴阳二气形成万物，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王廷相主要是扫清了元气一元论发展中的思想障碍，而把发展工作留给来者，因为他那时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武器，既使有，他也未必会善于使用。这说明唯物主义者在与唯心主义战斗时，没有自然科学武装而只靠哲学，是难以取胜的。更何况他面对的是朱熹这位精通自然科学的强大对手。说到科学技术，就使我们想到宋应星的另一思想前辈李时珍。他作为科学家，解说了《内经素问》中的阴阳五行说，又吸取太极说物质观中五行观的思想养料及合理成分，作了科学上的论证。但他在哲学上却没有迎合周敦颐、朱熹这一派的观点，而是用张载学派的气、形这些唯物主义概念来解释阴阳、五行的形成及变化。他说：“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本草纲目。序例上》）。又说：“天地赋形，不离阴阳”（同上）。但总的说，李时珍在物质观方面还没有王廷相讨论得那样深。他虽是科学家，但对物质观的哲学论述仍嫌太少而不成系统，也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他人，因为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医药学。因而我们看到，要想使气一元论物质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哲学和科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综合探讨万物形成及其发展演变的问题。对明代学者来说，意味着兼取王廷相等哲学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326 页（人民出版社，1979）；楼宇烈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41 页《中华书局，1985）
家及李时珍等科学家的长处，又克服其不足。这就要作到下列三点：（1）继承张载、王廷相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物质观传统，对之给以有力的科学论证和进一步发挥，使其更系统化、具体化：（2）克服宋明儒者太极说物质观中“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局限性，对之加以改造，吸取其中合理部分，用来弥补气一元论中的短缺，（3）最后，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博采百家之所长，重新建立一套物质观的新理论体系。要作到以上三点，决非容易的事，但历史又要求必须迈开这一步，只有唯物主义思想家兼科学家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于是本书传主宋应星把他的前辈留给后人的工作一概承当下来，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理论体系，主要展示于他的《论气》及《天工开物》两部作品里。说来也巧，前者是哲学著作，后者是科学技术著作。哲学与科学二者的结合在他那里获得了完整的体现，他具备了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的各项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难以兼备的。
历史需要这样的人物，也造就了这样的人物。宋应星在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时，提出了“形气论”和“二气五行之说”，这是他的学说的两翼，而以形气论为主翼，二气五行说是形气论的补充或助翼。他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筑构了他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他的形气论是他继承与发展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的直接结果。二气五行说是他摄取与改造周敦颐、朱熹的太极说一元论中五行观的直接结果，二者又都是改造并重新发挥传统的阴阳说、五行说和阴阳五行说的直接结果。
换言之，宋应星的物质观思想体系是他对从周代直到明代他在世的时期内中国各种思想学说，作了总的清理并加以集大成的结果。本章前半部分已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到了明代已进入总结性发展阶段。这不但指自然科学而言，就哲学而尤其是物质观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可贵的是，宋应星在科学和哲学两方面都作了总结性的工作。由于他的工作，使一元论物质观的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只能继承、发展他前辈的思想，而且还能从唯心主义阵营夺取思想养料，就象在经济学中他主张“因敌取粮”那样。这是因为他“于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灏）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司马迁《史记》）、左（《左传》）、国（《国语》），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不受拘束）渊邃以出之”①的结果。宋应星将其一元论物质观称为“形气论”（或“气形论”）及“二气五行说”以代替“元气论”及阴阳五行说，表明他综合了以往的理论，而又提出了与往不同的新的理论。他的物质观要点是：（1）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盈天地皆气也”，“气”外无“理”。气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形态，不能直接构成万物，要通过“形”这一层次，“形”是气的高级发展阶段，也就是“行”。由“形”（“行”）再逐步发展成土石、草木、飞潜、动植以至人等天地万物。（2）介于气、形之间还有一个物质层次，即水、火二气，“以为气矣而有形，以为形矣而实气”。这是由元气到①宋土元：长庚公传，载《宋氏宗谱》，卷22，第71 页（奉新，1934）
万物的第一个物质过渡或发展层次，是形（行）的初级阶段。然后，由水火二气通过土发展到金木，又成为形的高级发展阶段，构成由元气到万物的第二个物质过渡或发展层次。再往下，通过形的阶段才构成无机界的万物，其中包括万物的最高发展形态一人。（3）元气的第一步发展是一分为二，形成水火二气。水火的下一步发展是构成土气，土气的进一步发展则构成金气、木气。因而在形这一层次中又分为土及金木两个小层次，土比金木更为根本。
由于水火上金木五气都可用感官觉察到，所以列入“形气之间”及“形”的物质层次之内，成为由元气到万物的过渡形态。（4）万物构成后不断发展变化，但又不能久生，最后通过形（特别是土）而复返于气。万物在这个发展变化中都各有规律可循，即所谓“生化之理”。“理”在这里指规律而言。
其中一条主要规律是，物质在生化过程中总的量“未尝增”也“未尝减”，是守恒的。归根到底表现为在“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的过程中气（物质本原）的量是守恒的，是不生不灭的。根据宋应星的物质观新理论，我们把他建立的万物生成和发展的图式已绘入图36 中，将此图与图54 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宋应星与周敦颐在观点上的异同。
张载学派的元气论有一项缺点，认为元气只经过阴阳两端（二气）的聚便可构成万物，这就未免把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看得太简单了，也与自然科学知识相矛盾，因而解释不了“天覆地载，物数号万”的现象。张载还说：“气聚，则离明得施（有形可见）而有形”、“气之聚散，变化之容形尔”（《正蒙。太和》）。他虽提出“形”的概念，但认为是“客形”，即气的暂时形态，而没有把形看成是气通向万物之间必须经过的一个独立的物质层次。宋应星对元气论的重要改进在于他在气→万物之间引人了形这一过渡的物质结构层次，而形又分为不同的小层次，因而万物生成演变成为：元气（第一层次）
→水火（形气之间的第二层次）→土（第三层次形的第一小层次）→金木（第三层次形的第二小层次）→万物（图36）。这比张载、王廷相的模式：元气（第一层次）→阴气二气（第二层次）→万物，就更加多了两个层次，因而使由气→万物的生成演化过程更具体些、更接近真理。这是宋应星将其理论称为“形气论”的原因。其次，在元气论中水火土金木是没有位置的，只看重阴阳二气，以为元气只通过阴阳二气便可直接构成复杂世界，这是肤浅的。
宋应星的改进还在于，他把阴阳二气具体化，直接称为水火二气。在他看来，水火才是阴阳二气的载体。为此他作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科学论证。同时他又把土金木引入到元气论中，构成气→万物之间“形”这一物质层次。他对阴阳说的发展，如上所述，使二气具体化为水火二气，这是个独到见解。他对五行说的改造，是通过剥夺各“行”作为万物本原的地位，使多元化为一元。
根据近代科学知识和中外历史经验，物质观中的多元论是错误的，而一元论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路线。宋应星的思想方法是，首先论证气是万物本原，水火是比气较高一级的物质层次，再次他认为土由水火构成，而金木又由土而生，因而水火土金木都不是万物原始本原，真正本原是气。多元论现在成了一元论。但他又认为水火土金木虽非万物本原，但并不否定它们是比其他物更简单的物质，也不否认它们是气的高级发展形态，所以他有时称为“五气”。他把五气在万物生成体系中放在应有的位置。这不但是张载、王廷相没有作到的，也是周敦颐、朱熹、李时珍没有说清的。在宋应星理论体系中到处充满科学技术的论证，使他处于有力地位。在哲学领域内他不只在世界观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压倒了博学的宋儒，替唯物主义阵营出了一口气。宋应星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不但从整体上比他前辈任何人的体系都更完备，而且在每一个局部论述上都有所发展。例如他关于物质守恒、“质日新”、“水火相参”及五气间复杂关系方面的论述，都比前人有进步，而且引人了定量描述方法，从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有些命题如“质日新而形万变”及水火相参相友的思想，还是他较早提出并加以论证的。物质观问题是哲学中头等重要的大问题，宋应星在这方面比其前人作出了不少新贡献，而且对后人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产生很大影响。如第八章所述，王夫之一些思想都是在宋应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应星是王夫之的思想前辈，其《论气》、《谈天》这些哲学著作发表在前。上面所谈的物质守恒、质日新、水火相参相友的思想都在王夫之以前论述过了，但有待后者深化。而《天工开物》又成为武装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科学武器。宋应星的整个物质观体系的影响，也可在夫之著作中找到。
所有上述一切，都说明宋应星在哲学领域内是一位承前启后、不可忽视与低估的历史人物。随着人们对他的了解和介绍的加深，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就会象他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历史地位那样，会逐步被广泛确认。
当然，他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范围，他在这个范围达到了所能达到的较好理论形式。随着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物质观，既使是最好的物质观，也会显出其历史局限性，最后退出哲学舞台，完成其历史任务，而让位于新者。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物质观，它是个漫无止境的认识过程，但每一个思想家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取得的成就，都值得后人景仰。当我们肯定张载、王廷相、李时珍和宋应星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贡献时，也还不能忘记周敦颐、朱熹这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发展物质观时所作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太极图”，恐怕宋应星也是难于作出那么多思想突破的。问题在于博采诸家思想时，要“能排宕渊邃以出之”。一般都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但没有宋应星等前辈的思想启发，恐怕王夫之也不会有那么多思想建树的。评价某个思想家时，在肯定他个人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不能把他与前辈及同时代人的努力割裂开来。在结束本章前，还应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中有些思想家常犯有一个通病，即把物质观或总的自然观推广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例如将五行配以五德、用气的清浊解释人性的善恶、以阴阳预卜世间的吉凶等等。这种情况在中外都时有发生，结果在这方面使一些唯物主义者滑向唯心主义的斜坡。而宋应星与众不同，他反对用自然观或自然现象去解释更复杂的社会现象。他讨论社会现象时，虽然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描述方法，但却宁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行事。这个素质也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中一位难能可贵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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