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第2/3页)
心态
文帝五年（前175），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已两年多了。在长沙期间，其心情一直是郁郁寡欢。有一天，一只鹏鸟飞人贾谊的官邸，停留在一张椅子上。鹏鸟外形似猫头鹰，按古人迷信说法，是一种不祥的鸟，它如果飞人民舍，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①。所以贾谊看到鵩鸟飞人自己房舍，思绪：万端，引起了很多想法，于是写了一篇《鵩鸟赋》。这篇赋以拟人化的手法，借鵩鸟之口，发挥了作者的哲学观点，是贾谊的一篇重要哲学文章，在往后的篇章中我们还要具体分析。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它比较真实地记载了贾谊当时的心情。贾谊在赋的开头写道："单阏之岁兮，四月盂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人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鹏兮：'予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赋文据《贾谊集校注》）显然，贾谊对"主人将去"这句话；即离开长沙是感兴趣的。所以他立即问鵩鸟：我将会到那里去呢？这一去是吉是凶，请告诉我；离开此地的时间还要多久，也请告我一个日期吧。这一段自白，便清楚地表达了贾谊离开长沙这个困境的迫切心情。对于贾谊提出的这些问题，鵩鸟当然是无法回答的，于是贾谊只好凭借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生活经验，进行分析和推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天命是讲不清楚的啊，谁又能够知道它的真际呢？天意是无法知道的啊，天道也无法把握。事件发展的快与慢，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人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其时间呢？这里，贾谊借鵩鸟说的"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是针对他自己的问题"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的回答。它反映了贾谊当时急于离去但又无术以去，因此对自己的去向和前途感到十分渺茫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谊见鵩人舍，"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但细玩赋辞内容，谶书之"主人将去"对去的方向并无确指，而贾谊对"余去何之"的两种可能性，即吉与凶都作了估计，故本书不采"寿不得长"之说。
（四）宣室谈鬼神
文帝六年（前174）汉文帝想到了贾谊，于是将他从长沙召回长安①。贾谊回到京城之后，便来谒见文帝。其时，文帝正坐在未央宫前之正室--宣室吃把天地的祭肉。由于当时祭把刚罢，文帝心中想的都是有关鬼神的问题，于是便问贾谊鬼神的由来和它的实质是什么？贾谊久不见天子，便利用这个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鬼神的看法。对于贾谊谈的很多关于鬼神的道理，文帝过去闻所未闻，所以越听越感兴趣，贾谊谈到深夜了，文帝也不觉疲倦，反而把座位不断移近贾谊，以便更好地听取他的高论。这次谈话之后，文帝深有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于是便派贾谊去当梁怀王的太傅。
对于文帝这次与贾谊的谈话，后人有着不同的评论。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文帝只关心鬼神之事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宣室求仙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间苍生问鬼神。"对于这种批评，吴则虞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帝贾谊之间君臣关系十分亲密，"文帝不但是贾谊的第一个知己，而且可以推测《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帝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李义山似乎惋惜着文帝错过了机会，没有把国家大事提出和贾谊商量。诗人这个看法，是不深刻的。我认为关于苍生的问题，在这以前，贾谊已经说得很多了。既然说了，听了，信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正由于不问，才证明文帝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已心心相印，用不着再问了。并不是文帝错过了机会。或则有意不问。"（《论贾谊》，原载《光明日报》1961 年10 月25 日）我觉得争论的双方都把这次谈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李商隐认为君臣之间只能谈国家大事，殊不知能畅谈鬼神之事也的确反映了文帝贾谊之间关系亲密的一面。吴则虞先生看到了君臣亲密关系的一面，就认为他们"在苍生问题上己心心相印"，这也不尽然。首先，"《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大部分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提出的（关于这一点第二章要专论），尚不存在"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问题。其次，如前所述，贾谊提出某些正确建议（如《谏除盗铸钱令》），文帝拒而不听。所以难说他们完全"心心相印"。再次，通过这次谈话，文帝承认自己"不及"贾谊，因此才有以后的"数问以得失"。这就说明苍生问题并不是如李商隐说的"不问"，也不是如吴则虞说的"用不着再问"。李是站在贾谊这个"逐臣"的立场，埋怨文帝对贾谊信任不够；吴则是站在文帝的立场，说帝对贾谊是十分信任的，只是形格势禁，有些事情无能为力罢了（吴文下一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都有失之一偏的毛病。我认为，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进行了这样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之后，把他重新分派到梁国任太傅，这说明二者的君臣关系又由疏远到密切了一些。因为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好读诗书，文帝爱他胜过其他几个儿子。文帝派贾谊去当他的太傅，当然表明了对贾谊的信任和厚望。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文帝己对贾谊十分信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应该将贾谊召回朝廷，或者备顾问，或者履行文帝原来的诺言，"以谊任公卿之位"。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没有这样做，这就说明他们之间还不是亲密无问。当然，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从文帝① 文帝征贾谊事，汪中和王耕心均系于文帝六年（见《述学·内篇三》、《贾子次诂》），《贾谊集·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定为文帝七年。本书从汪、王之说，理由见本书第二章。
本身来说，他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观点并不都是"心心相印"，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五）梁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汉书·贾谊传》），而贾谊也不断上疏，提出了很多建议。《汉书·贾谊传》在谈到贾谊这个时期的情况时指出：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贾谊这个时期的上疏，其内容大体上就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
首先，建议削藩。高帝时将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消灭了。却封了许多同姓王。高帝封同姓王的本意，是希望巩固中央政权："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候王表序》）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事与愿违：因为尽管同是刘氏子弟，可是当他们各自的势力强大以后，就都不愿甘居人下，所以即使是骨肉至亲，他们.也不讲情谊，要起来造反，自己争当天子。文帝六年（前174 年），就有淮南王刘长勾结闽越。匈奴谋反的事件。这一叛乱虽很快就平定了，但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贾谊从巩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上的大局出发，反复向文帝建议削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的著名论点。现存《贾子新书》中的《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属远》。《亲疏危乱》。《淮难》等篇，大体上都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其次，主张以德怀服匈奴。匈奴是秦汉时期西北方面的强敌。秦时筑长城，企图阻止匈奴的南下。汉初，由于国力疲弱，加之内政急需巩固，故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之侵扰一直未断。贾谊不赞成这种消极的和亲，他认为"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威不信》）因此他主张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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