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作真伪，聚讼纷坛
一 著作真伪，聚讼纷坛 (第2/3页)
"说。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五记载："问谊《新书》。曰'此谊平日记录稿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又说："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宋人工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谈到贾谊书时，也是沿袭此说。黄震的《慈溪黄氏日抄》卷五十六《贾谊新书》条下说："所论汉事，皆于《治安策》及《论积贮》、《谏禁铸钱》者，殆平日杂著所见，而他日总之以告君软？"清人卢文绍的后人纂集说，实际上也是承袭了朱熹的"杂记稿"说。他在《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是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卢文弨说《容经》等篇"辞义典雅"这是对陈振孙"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的有力驳斥，而他所举的这些篇名均系"连语"一类，这也说明他是肯定了这些篇章的独立存在的意义。
其三，是《四库全书总目》的"不全真，亦不全伪"的说法。《总目》说："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朱子语录》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陈振孙亦谓：'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赞又称'三表五饵以系单于'，颜师古《注》所引《贾谊书》与今本同。又《文帝本纪》注引《贾谊书》'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间其名'，亦与今本同。则今本即唐人所见，亦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朱子以为杂记之稿，固未核其实。陈氏以为决非谊书，尤非笃论也。"如果我们将以上三种观点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虽然对贾谊《新书》的真实性见解不一，但有一点却又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均"浅驳不足观"，"难得粹者"，"瞀乱无条理"。而他们的方法，也都是以《汉书》所载贾谊著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书》，非《汉书》所有者辄鄙弃之。当然，对于这种做法，历史上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宋人王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中就曾指出"班固作传（指《贾谊传》--引者）分散其书（指《贾谊新书》--引者），参差不一，总其大略。"这就是说，王应麟认为《汉书·贾谊传》的《陈政事疏》，是班固取《新书》有关篇章，"总其大略"而成的。为此，王应麟还作了具体分析，如他指出"自'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已上，则取其书所谓《宗首》、《数宁》、《藩伤》、《藩强》、《五美》（"一动而五业附"，《新书》云"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凡七篇而为之。"如此等等。而清人刘台拱则认为："谊陈治安之策，与其《保傅传》本各为一书，班氏合之，而颇有所删削"（《汉学拾遗》）。清代学者汪中（1745-1794）则指出："自《数宁》至《辅佐》三十三篇，皆陈政事。按《晁错传》，'错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则知当日封事，事各一篇，合为一书固有其体，班氏约其文而分载之本传、《食货志》尔，其指事类情优游详，或不及本书。"（《述学内篇·贾谊新书序》）。这表明汪中不仅认为《汉书·贾谊传》所载《陈政事疏》是班固约贾谊《新书》而分载之，而且认为班固的"约文"有的地方不如贾谊原书"优游详"。清人俞樾（1821-1907）
也认为，班固是据《新书》作《贾谊传》的，因此他对卢文招在校定《贾谊新书》时，动辄以《汉书·贾谊传》来删改《新书》的作法十分不满，认为他"是读《汉书》，非治《贾子》也。"（《诸子评议·贾子》）
（三）余嘉锡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遗憾的是，上述学者虽然看到了《汉书·贾谊传》中《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的正确关系，但均未深入展开论述。直到近人余嘉锡（1883-1955），才比较系统地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余氏把《新书》与《汉书·贾谊传》详加比较，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不是《新书》抄《汉书》，而是《汉书》抄《新书》。余氏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批评了《四库提要》关于《新书》是"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的说法，指出：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如取《势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为典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使非《新书》具在，班固又于赞中自言之，则读者莫知其所谓"行臣之计"者为何等计，将不觉其为操术之疏，而疑为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而其文终焉，则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一篇之于也。而于移风易俗（即"商君弃礼义"节）及礼貌大臣（即"人主之尊譬如堂"一节）两太息之间，忽取《新书·保傅》及见于《大戴》之《礼察》二篇阑入其中，既无长太息之语，又与前后文义不侔。《礼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礼禁将然，法禁已然，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犹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礼义以道习天子，而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之意。班固删去"为人主师傅"数语，使此一节若泛言礼与法之短长者，以起下文"礼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联贯为一矣。然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为长太息之一那？以此一节赘于其间，无乃如贾生所谓"方病大肿，一胚之大几如要"也乎！凡此皆其删并痕迹之显然者，而曾无人肯为细心推寻，亦可怪也。《新书》自南宋已苦无善本，卢文■以校勘名家，然其校此书于非《汉书》所有者，率不能订其谬误，通其训诂，凡遍其所不解，辄诋为不成文理，任意删削。俞樾《诸子平议》（卷二十七）讥其是读《汉书》，非治《贾子》，深中其病。若陈振孙者，其识未必过于卢氏，彼亦徒知读文从字顺之《汉书》耳，则不以为《汉书》录《新书》，而反以为《新书》录《汉书》（见《书录解题》卷九），固其宜也。乃《提要》从而附和之，谓此书乃取本传所载，割裂颠倒，其亦未免泪于俗说也夫。我所以不惜篇幅摘引余嘉锡这一长段议论，目的是为了说明，余氏在《新书》真伪问题的研究上的确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这种新就在于他不像前人那样，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地一味歌颂"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因而指责《新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相反，余氏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将《新书》有关篇章与班书所载贾谊之文的某些段落进行比较，因而从逻辑和语法上揭露了班氏书中所载贾谊之文，"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余氏所举的第一个"斧凿之痕"，从语法上来说叫"苟简"。吕叔湘和朱德熙说："文章不应该烦冗，不必要的话不必说，这是不错的。可是如果走到另一极端，不把话说周全，使意思不能完全表达出来，那也是不对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年版，第215 页）班固取《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