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 礼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2/3页)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孟子和荀子的"别贵贱"的主张是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对立的话，那么贾谊的礼的阶级不平等论则是与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相对立的。在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逐步壮大，他们在政治上必然要求争得自己的地位。而传统的重亲亲和别贵贱的礼，却限制和排斥着这些人。所以，他们必然要起来批判它。韩非子说的"爱多者，则法不立"（《韩非子·内储说上》）；"不避权贵，法行所爱''（同上书《外储说右上》），就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是，人们阶级地位的改变，其某些政治主张也会随之而改变的。同样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贾谊，之所以一反先秦法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的主张，而重新强调儒家的礼的阶级不平等论（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的阶级不平等论），这正好说明自秦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汉初，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夺取政权到巩固已得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自己的政权，就不存在向其他人夺权的问题了、相反，倒是害怕别人夺他的权。既然他们自己已经成了"贵"者，那么法家的"法不阿贵"这个向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便过时了，如果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那就等于把法律这把刀子对准了自己。所以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新兴地主阶级在汉初重新抬起儒家的法律不平等论，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尽管贾谊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提出阶级论的主张这个事实本身却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据历史记载，贾谊提出礼治的阶级论，其动因是周勃下狱这件事。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汉初政治虽然标榜黄老的清静无为，但其刑罚还是相当苛繁的，还保留有某种程度上的法家的"法不阿贵"的遗风。而这种作法已经威胁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安定与团结，所以贾谊以"投鼠忌器"来比喻它：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罪；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预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阶级》）
所谓"欲投鼠而忌器"，也就是俗话说的"打狗欺主"。人们之所以忌讳打狗，是怕侵犯主人的权威。贾谊所以宣传投鼠忌器，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主的权威，即所谓"尊君之势"。文中讲的"望夷之事"，仍是以秦王朝失败的教训来证实这一论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胡亥用阴谋继承皇位之后，听任赵高专权，诛杀宗室，下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狱，使他们或自杀或车裂而死。当秦末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向武关进入之际，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谎报军情，于是将二世杀害于望夷宫。贾谊认为，二世之所以有"望夷之事"，即被赵高杀害，是与他严刑峻法，随意杀害大臣分不开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君主自身孤立无辅，失去应有的威势，另一方面则必然助长权臣的淫威，使赵高可以指鹿为马，直至弑杀君王。贾谊所谓"投鼠而不忌器之习"，是说二世被赵高杀害，乃是他自己随意戮辱大臣的必然结果。这个故事是能够打动汉朝统治者的心的。所以《汉书·贾谊传》说，汉文帝接受了贾谊关于礼貌大臣的建议，"养臣下有节"。
贾谊认为，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养臣下有节，那就必须严格地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礼"。他以建筑物的"阶级"形象他说明了这种等级制的重要性：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阶级》）
这段话表明，贾谊的等级论（或阶级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人为地造成一种"势"，使天子"其尊不可及"。按照这种等级论，就是要将社会的行政官员以及贵族划分成不同等级，前者即所谓公、卿、大夫、士，后者即所谓公、侯、伯、子、男，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天子"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各级官吏和贵族则是这个塔不同层次的结构，至于广大老百姓，只不过是这个金字塔的地基，而不是塔本身（即所谓"众庶如地"）。显然，在贾谊看来，尽管进入这个金字塔内部结构的这些人，虽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天子服务的，但这些人与作为这个塔的基础的广大庶人相比，其身分要高贵得多。因此，如何对待这些有等级身分的"贵"者，就既有一个"欲投鼠而忌器"的问题，也有一个是否尊重其贵者身分的问题。这样，便引出了贾谊的履冠不可颠倒论：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今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地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阶级》）
贾谊这种"尊尊贵贵之化"的理论，其封建主义色彩之浓厚自不待说，因此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对它进行批判，也不算过份。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种维护等级特权利益的阶级自觉。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就可以发现，贾谊礼貌大臣的思想，也还包含有某种积极的合理的因素：这就是强调要尊重大臣的人格。我们知道，封建帝王往往把臣下当作自己的奴才，以狗马视之。臣下的生杀予夺一概操之于帝王，所谓"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就是这种绝对君权论的反映。面对君主的这种绝对权威，一些正直敢谏的大臣，往往不得善终；相反，一些逢迎拍马之辈倒可以沐猴而冠。这样就容易助长官吏的趋炎附势之风，不顾廉耻，不重气节。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贾谊提出等级论，要求帝王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一种比较宽容的礼让政策，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培养大臣为帝王效忠的自觉性。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眼光显然也比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看得更长远一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贾谊多次提到的豫让事中行之君的故事看到。春秋战国之间的晋国有个豫让，他开始替中行氏当家臣，后来智瑶消灭了中行氏，豫让便替智瑶当家臣。当赵襄子消灭智瑶之后，豫让改变姓名，用漆涂身，吞炭使哑，一定要报襄子灭智瑶之仇，"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有人问豫让，为什么中行氏灭亡了，你不报仇，而智瑶灭亡了，你却这么坚定地报仇？豫让回答说："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故为之国士用。"从这个故事出发，贾谊发挥了如下一段议论：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折节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大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謑苟（《汉书·贾谊传》作"謑诟"，謑音谐--引者）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俱无耻，俱苟安，则主上最病。（《阶级》）贾谊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主善待臣下，要以"国土"之礼去养成臣下的"廉耻"之心，使之做到避利而趋义，而不要"见利则趋，见便则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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