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废法治
三 不废法治 (第2/3页)
性。对此，荀子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按梁启雄的《荀子简注》，所谓"大分"指"总纲"；所谓"类"指"礼法条文以外比附类推的律例"。这就是说，在荀子看来，礼是法的总纲，也是各种律例赖以推衍的基本根据。这样，荀子便把礼和法沟通了起来，从而扩大了法的范围。贾谊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表现在，他明确地把制度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内容。他说：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瑰玮》）贾谊对"制度"的这种强调，固然是为了实行其"别贵贱"的礼治的需要，但是从制度所具有的强制作用来看，岂不又是一种法治吗？所以贾谊接着说："擅退则让，上悟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好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同上）按制度办事就是守礼，破坏了制度就是违法。贾谊通过制度这个环节，使礼治与法治二者沟通了起来。因此，我们既可以说他发展了礼治思想，使之蕴含了法制的内容，也可以说他扩大了法的范围，使之兼容了礼的制度节文，并使之法律化。
必须指出，荀子虽然扩大了法的范围，但由于他强调"君子者，法之原也"，因而主张"有治人无治法"，这样实际上就贬低了法的重要性，并且这一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十分长远。贾谊与荀子不同，他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贾谊虽然没有明确地论述过法的产生根源，但他关于"治法"高于"治人"的思想却是十分明确的。在《制不定》中，他曾以黄帝为例，说明如果缺乏制度，将会带来什么后果：黄帝与炎帝是亲兄弟，各人占有天下之一半。黄帝要实行其号令，炎帝就是不听，结果双方"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贾谊认为，这件事说明"大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就是说，如果缺乏明确有效的制度，就是象黄帝这样的圣君，他也是无法对付叛乱的。相反，"地制一定，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五美》）这表明，贾谊认为制度建设对政权的巩固和安定具有决定意义。贾谊重视制度的作用，并不否认人的作用。但他在重人的作用时，并不是象荀子那样把人说成是法制的源泉，而是强调人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去积极地创设各种制度。这一点，他在上汉文帝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汉书·贾谊传》）
显然，贾谊对制度与人，即法与人的关系的看法比荀子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可是贾谊关于制度重要性的思想却长期被淹没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思想，仍然深感有现实意义。
其二，是将法家的"势"论引人礼之中，从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关于这一点，于传波在《试论贾谊的思想体系》一文中已经谈到。他说："贾谊对礼的最大创造是他提出了一个置'势'人礼的'礼之数'。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他是这样讲的：'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新书·礼》）这个'礼之数'是他首创的，传统的礼中没有大小、强弱。强弱是势，大小是数；而数只是势的度量。大小、强弱都是势的内容，这就是置'势'人礼。是为了和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相应而提出的理论概念。目的是强调天子国大势强，诸侯国小势弱，这样才能防止诸侯造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 年第3 期）我觉得于文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对于文的观点，我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一、于文指出："本来在传统的礼中是没有势的地位的。恰恰相反，是以贬势去衬托德和仁的。"并且举出孟子讲的"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孟子·尽心上》）加以证明。我觉得不仅孔孟是贬势的，即使是主张礼法结合的荀子也是不重视势的。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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