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废法治
三 不废法治 (第1/3页)
（一）论法的必要性
贾谊虽然十分重视礼治，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礼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法治。他反对的只是象秦统治者那样，只知道实行严刑峻法，而并不一般地否认法的作用和重要性。他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干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吵，使民日迂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汉书·贾谊传》）
在贾谊看来，礼和法各有不同的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是说礼的作用偏重于教化，在人们的过失。罪恶未产生以前，通过"劝善"，即说服教育，从而防患于未然。"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说当罪恶已经发生之后，那就必须毫不姑息地施以刑罚。正是由于礼和法二者的作用不同，所以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关于这一点，贾谊曾以"芒刃"和"斤斧"的关系予以生动的说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制不定》）这段话表明，在贾谊看来，不论是礼还是法，它们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芒刃"之于"斤斧"而已，各有各的用场。譬如解牛，锋利的刀于只能用于枝节之处，至于遇到了髀骨和股骨之类的大骨头，那就非斧头莫属了。
（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贾谊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是综合儒法、继承儒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知道，早期儒家是重视礼治而反对法治的。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后来，随着先秦法家的兴起，作为集儒家思想大成的荀子便在继续强调礼治思想的问时，也部份地吸收了法家关于法治的思想。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这表明荀子虽然重法，但由于他把君子视之为"法之原".这样又势必把人治放在第一位，把法治置于第二位，所谓"故法不能独立，类（指律例--引者）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同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生李斯和韩非继承了荀子的重法思想，否定了他的礼治思想，但由于一味强调严刑峻法，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失败。贾谊总结了这个教训，所以又重新回到了荀子礼法结合论之上。但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所发展。我认为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贾谊追随荀子的足迹，进一步扩大了法的范围。在荀子以前，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对"法"的理解，往往都是与"刑"联系在一起的，即把法仅仅理解为一个治罪的惩罚条例。例如，前面所引孔于讲的"齐之以刑"，还有商鞅说的"重刑而建其罪"，"重罚轻赏"等等，都是把法与刑、罚连系在一起的。显然，这是对法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荀子的贡献就在于，他扩大了人们对法的范围的理解。例如，他在《荣辱篇》中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这里所说的"法则、度量、刑辟、图籍"显然都是属于法制一类的东西。杨柳桥在《荀子诂译》中引杨惊解："度，尺寸；量，斗斜。刑辟，刑法之书。图，模写土地之形；籍，谓书其户口之数也。"荀子是把这些都当作三代的"治法"的，这就使法的范围不只是限于"刑辟"，而且包括了各种政治、经济的法则和制度。这样一来，荀子实际上就把礼和法在一定范围内沟通起来了。因为所谓礼，固然有注重恭敬、谦让及思想教育的一方面，即属于态度和方法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如何实施礼的许多具体制度和法则。这些制度和法则在封建社会同样具有法律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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