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三 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第2/3页)
老百姓；所谓"得百姓之死者强"，是说征伐少不了老百姓，所谓"得百姓之誉者荣"，是说政治上也少不了老百姓的支持。这"三得"说明荀子对民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荀子认为人主在施政时，必须"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对统治者地位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二）贾谊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再对照贾谊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同时又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明确地使用了"民本"这个概念，并对它进行了充分论证。如前指出，《尚书·五子之歌》是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不足为据；同时该文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说成是夏禹的思想，更是脱离历史的实际。《春秋谷梁传》虽旧题战国人谷梁赤所撰，但据前人考证，其形成文字已在汉代。因此，从历史发展来看，"民本"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能最早还要算贾谊。《贾谊集》中"民本"概念使用十分普遍，内涵也十分明确。自从他明确使用这个概念之后，"民本"便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
其二，贾谊扩大了民本思想应用的范围。在先秦，一般都只谈到最高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至于诸侯和其他官吏似乎只要对最高统治者负责就可以了。例如盂子说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盂子·尽心下》），就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贾谊则不同。他认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大政上》）又说："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大政上》）贾谊还从"有易吏而无易民"、"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大政下》）。这样，贾谊就把民本思想扩展为封建社会整个政治统治的基础。其三，贾谊从多方面（本、命、功、力等等）论证了人民的作用，又从民的社会地位--"大族"、"不可易"、生产者等方面，说明了民的重要性，从而在当时来说比较全面地论证了民为什么是"本"。这一点，与先秦思想家们那些分散的、零碎的论述相比，便不仅显得更加系统和集中，而且显得更加具有理论色彩。
（三）对民本思想的评价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贾谊一方面强调礼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强调爱民的民本思想，这似乎是矛盾的。例如于传波在《试论贾谊的思想体系》一文中说："贾谊这套等级制显然是和他的爱民思想相矛盾的。因为等级越往下越鄙贱，庶民以下的人，不仅是刑罚所加的对象，而且允许用破体残肢的肉刑，在经济上连乘好车、穿件好衣服的权利都没有，他的爱民思想被窒息了。安邦必须亲民乐民，而礼治又要森然等级。等级制绝不允许提高下层人民的地位，而是强调阶级差别。这是贾谊思想体系自身中的矛盾。"（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 年第3 期）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要说有矛盾，这个矛盾不是贾谊个人思想体系的矛盾，而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矛盾。我们知道，儒家历来是主张爱有差等的，而这种有差别的爱，正好是为了维持以礼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关于这一点，匡亚明同志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他在谈到孔子讲的仁与礼的关系时指出："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按其本义即伦理意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安、信、怀和庶、富、教）等等。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如果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如果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这两极都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于是他用中庸的办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使仁和礼相互制约，相互辅佐，从而达到一种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有仁爱但不无区别，亦即等级与仁爱，对立与和谐的统一，和大家生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这便是理想的小康社会。"（《孔子评传》第194-195 页）匡老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把握了儒家思想的真谛。贾谊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他在处理礼的等级制度和爱民的民本思想的关系时，遵从的实际上也是同一宗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贾谊不论是对礼的论述，还是对民本思想的论述，都是超出前人的。他对礼的论述，突出"阶级"即等级制，他对民本思想的论述，突出的仍是懦家的仁爱精神。这种爱是有差等的，正如贾谊自己所说："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礼》）这说明，贾谊的爱民思想不仅不与他的等级制思想相矛盾，恰恰相反，而是为巩固和维系这种等级制服务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使等级差别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等级结构的和谐。于传波同志之所以觉得等级制与爱民思想之间有矛盾，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贾谊关于"失爱不仁，过爱不义"的说法，从而将其爱有差等的思想理解为博爱或兼爱思想。当然，如果从博爱或兼爱的角度出发，是要反对等级制的。例如墨子的"兼以易别"的观点就是如此。对于这种"兼爱"的观点，孟子早已斥之为"无父"，贾谊的"过爱不义"，与孟子的批评是一致的。我觉得指出贾谊的民本思想，特别是其爱民思想中的爱有差等的实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他的民本思想与其礼治等级思想的一致性，从而正确地评价其民本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其进步性就表现在，它要求统治者在维持其宗法等级制时，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等级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要注意人民的利益，不要把民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因而从客观上来说，民本思想对维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使之能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休养生息还是有好处的。其局限性就表现在，正因为民本思想是为等级制服务的，因此它不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待民，更不可能实行任何近代和现代意义的民主。要懂得，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前者的出发点是"主权在君"，而后者的出发点是"主权在民"。既然是主权在君，为什么又要提出以民为本呢？这是因为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教训：民是"大族"，"不可易"者，要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光靠权谋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老百姓的支持，不仅要靠他们去征伐，还要靠他们来养活。离开了老百姓，不仅统治地位保不住，连生命也维持不了。贾谊关于民本讲了很多道理，但其基本道理就是如此。可是关于民主呢，却基本上付诸阙如。贾谊虽然讲过"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但"上"却不在所选之列。至于所谓"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大政下》），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要知道，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思想的根本前提是承认人的平等。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强调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人权"，因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有权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大事，选举和罢免官吏。这种观点虽然是唯心的，但却为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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